闲适的快活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的生活就变得忙碌和骄躁并迷茫起来。茗姐适应得很快，也许是帅哥的吸引，性格的使然，也可能是留学的背景和音乐无国界的真理，让她在新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凡医生应该说不上适应，应该算是回归，毕竟他在都柏林待得时间要比b市长一些。
而我就煎熬了，无与伦比的煎熬和困难接踵而至，前赴后继，让我差一些就承担不了。
语言的障碍简直就是天堑。我曾经以为自己的英语口语或者专业英语水平，虽不能说是一级棒，但应该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但当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时，就像五雷轰顶一样让我既扎架不住又惊慌失措。
我们从小到大的英语教育都在教我们教科书式的固定搭配和语法结构，当真正到了英语环境里，才发现自己居然只能听懂一个长句里的某个单词。市里医院给我安排及极其丰富的专业学习内容，胸痛中心全程环节的轮转体验以及高端会议的参与，各种医疗以及护理环节的观摩，全程英语的语言环境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二傻子，关键是楚团长要求大家每天都要写日志，每周要进行工作总结，每半个月要集齐全部团队人员现场交流心得体会。看懂那些专业单词已经很不容易，听懂和交流就更难，最后居然还要每天提取一团乌七八糟的鸟文中的有效信息，真让人心力交瘁。
于是在市里医院里，大家会经常看到拿着笔记本和手机翻译软件到处奔跑的亚洲女孩，她总是抬头微笑，低头就皱眉，无时无刻不在疯狂地记录和念叨重复。
苏姐姐见我每晚焦头烂额的样子，直接对我摇摇头说：必经之路。茗姐对都柏林的酒吧和风情街情有独钟，频频流连，时常到半夜三更才回来，虽然我们来都柏林的时间不长，但她对城市街道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了，每每晚归经过我的房门口，都要小心翼翼地敲敲门，然后找我来抱一抱。
我每晚都要归纳总结，她每晚都不会回来很早，于是等她成了每天的习惯。茗姐喜欢把她细长的胳膊从背后缠到我的脖子上，然后把头重重地砸在我的肩窝上，慵懒地扭两下，发丝扎着我的脖颈，像个大型毛绒玩具。
“文彤姐，你怎么还不睡呢！”茗姐几乎都是这样的调调开口。“啊？你等我呀？”继而就是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最后就是一句“医学英语啊？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她才会磨磨蹭蹭地松开手，回到隔壁自己房间，时常我能听见她在床上翻来翻去的巨大声响和“啪嗒啪嗒”的电源声。
年轻真的就是无穷无尽的，用不完的，可以使劲浪费的精神和活力，像是一架不知疲惫的永动机。
我和茗姐的卧室在三楼，苏姐姐和凡医生住二楼。我的房间朝南，三十个平方左右，有窗，欧洲原木风格的装饰简约而不落俗，房间里有衣柜和一张一米五的单人床，所有的设施都一应俱全。我认床，所以特意从国内带了自己的床上用品，粉色，特别像是自己当年少女时期的风格，起初刚来的时候，还因这过于可爱的样式被他们嘲笑过。
窗户旁有一张写字台，桌上摆着我们从中国城带回来茉莉。我还记得那天特别地冷，茗姐在吃了好几天西餐之后特别想念火锅，苏姐姐值班不在家，我们仨就驱车去中国城找火锅吃。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火锅，此言不虚，我们敞开肚皮吃到了今年冬天最好吃的一顿大型麻辣烫。火锅并不地道，没有毛肚没有鸭肠，老板是广东人，雇员是自己的各种小辈亲戚，这样的配置，在中国城比比皆是，但它仍旧美味之至，可能是因为距离和思念，一切的味道都可以美化成心里的样子。火锅店收银台上有一盆枯萎的绿植，老板不说，谁都看不出来居然是一盆茉莉。老板养不活，想要丢掉，于是被我要了回来。我也养不活，多亏了凡医生。
每天晚上我就蜗在这个空间里，坐在窗前书桌前，与白天众多的讯息和知识点决一死战。都柏林的深夜黑漆马虎地可怕，城市照明远没有国内那么丰富，无论是林立的高楼还是低矮的庄园，此时一眼望去全是黑暗。车辆的声音还是有的，但绝不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喧嚣少了，就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以及和自己相处。
看书累了，就会抬眼看看。有时漫天星海，点点闪耀，有时弦月高挂，皓月当空，有时一片紫霞，宛如绸带。都柏林的午夜是国内的凌晨，当我睡眼惺忪地困倦不已，那边的小可爱同样在爷爷奶奶的怀抱里赖着不想起床，当我在地球那一端的那些人的劝说下合上书本进入梦乡时，我亲爱的先生已经披上白袍，迎着朝阳，预备查房。
我们每天的时间都那么紧张有限，我起床，他们午餐，我晚餐，他们午夜，我睡着，他们醒来迎接新的一天。我似乎终日都在追着他们的步伐，却永远比他们迟到八个小时，当今夜我再一次拔下耳机，看向窗外，一样的情绪又涌上心头，我才发现和确信，我竟然如此想念他们，如此无法让自己从国内的生活里剥离开，如此遥远又如此渴望，我们是在一起的。
今天是在市立医院急诊科的第一天，除了看到了接诊胸痛患者的大致流程外，几乎又是一无所获，我看着笔记本上零零散散记录得一些英文和中文字，挫败感立马趁机跑出来奚落和嘲讽我。
一气之下，我合上了书，打开手机给洛绍谦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