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文已经说过，不同于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是临时起意，满洲事变虽也是下级少壮派军人独走，但其实进行了精心策划，这种策划一度长达两年，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关东军少壮派军人不断地搜集情报、商量方案和研究对策，还经常与东京的陆军机关中枢进行商议。
对这种行为，关东军高层知道么？当然知道，但装作不知道。陆军高层知道么？说都知道显然不符合事实，说不知道也纯属狡辩，确切地说是部分知道、部分不知道。当然知道的也装作不知道，这里有两个关节需要理清：
第一，满洲事变是以小博大、以寡击众，风险很大，所以高层不能明确表态，万一将来失败要承担责任——我多次说，陆军将校在大佐以下都勇猛得不得了，一旦当了将军尤其是大中将，立即变得缩手缩脚——注意，这不是个贬义词，实际上是地位高了、眼界宽了、知道nei mu多了、考虑层次更丰富了，所以会有这种反应。高层心态很好理解：大胆去干吧，干成了他们有功劳，干失败了他们可以推卸责任——本人不知情、本人不知道、本人从未耳闻、本人从未同意等等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张口就来。
针对这种情况，堀长官在昭和维新体制中就进行了改革，叫做长官负责制、首问负责制：一个省出了问题，先拿该省长官开刀，一个县出了问题就拿县长开刀。你狡辩我不知情是没用的，只能说明你对属下、对本部门人员和情况一点都不熟悉、不掌握，这样的长官要来干什么？统统撸掉！实事求是地说，这套改革矫枉过正了，长官毕竟不是三头六臂，可以洞察知悉一切下级情况。但在当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迅速制止了那种高级官员坐享其成、推过揽功的现象。
现在因为信息发达、媒体监管也多，所以爆出来各种各样的政府和军队丑闻仿佛社会**堕落的不得了，其实我告诉你们，以前体制**也不少，那时候你连捅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不要老是吹以前好、现在坏——在我看来一样的！现在至少还比以前能让你知道。当然，动不动就让一个省的大臣下台我认为也严苛了点，可以先从副手、助理问责开始嘛……
第二，当时陆军中枢有所谓中层一致这个说法。何谓中层一致呢？我举最简单的例子，陆军中枢机构在昭和6年{1931}6月组成了五课长会议，由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山肋正隆{从8月开始换成东条英机}、欧美课课长渡久雄、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这五人组成，后来又加入了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今村均、教育总监部第二课课长矶谷廉介，这7个人讨论一份议案，叫《满蒙问题解决大纲》，主张在本年度合适时间“果断”执行！
这样一个提案，不过是课长一级人物的意见，照理说没什么法律效应，但以前体制就这么奇怪，课长级人物才真正掌握实权，那些高高在上的陆军大臣、陆军次官、参谋总长、次长反而要尊重课里、部里的意见，如果一、两个课长跳出来和长官唱反调，当然是狠狠按回去——八嘎牙路。可如果全体课长一起和长官唱反调呢？那事情就完蛋了，长官马上缩起来说些模棱两可、怎么理解都可以的话，实际就是默许。
能够真正无视中层意见，坚持按自有逻辑推动的长官在上次战争中我只见过两个人。一个是堀长官，堀长官战功赫赫，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而他的手段出神入化、下属很难看懂，自有威望在这里，所以他要推动什么，下面都全力以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二个是石原元帅，他固然没有堀长官这么大的指挥声望，但背后有东久迩宫稔彦王殿下全力以赴支持，殿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石原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如果不一致，以石原的意见为准！有事你们找石原！”这几乎就是张可以无限透支的xin yong qia啊！
石原元帅在人事问题上是吃过苦头的，自己也蛰伏过一段日子，所以后来他汲取了教训，掌握中枢以后就先从人事上下功夫，首先把陆军省的两位大臣换成他的派系，然后大力整肃陆军省、参谋本部机关，凡不赞同他意见的人只说服一次，说服不了就换人，他的口头禅是“不换脑子就换位置”，战争期间他在中枢一共换了27个课长——几乎重要位置都换过一遍，有些位置甚至换过2-3次，换上来的全是石原派或准石原派。
有一年还打电报给冈村元帅，问：“光秀{编者注：指作者}在哪里，让他回东京，我要用他！”听说我“阵亡”后他还连连感慨：“可惜、可惜……”后来听说我没死还在中国，他显得很高兴，我回国后经常招呼我喝酒，当然他酒量不行，经常喝着喝着就醉了……
我说这些不是为我自己脸上贴金，我只是想说那段时间人事震荡很大，有些军官脑筋比较灵活，能跟得上形势，一下子就蹿了起来，有些军官还是死脑筋，很快就被换下去，换下去有些退役、有些被整肃，还有的发配去南洋，至今有很多人对石原元帅不满，这我都理解。
堀长官的威望可以高到团结一切人，所有下属都自愿心服口服，连过去一直和航空兵顶着干的舰队派都对他佩服得不得了，所以他能发动天诛国贼和昭和维新。石原元帅就没有这个办法，只能用换人来实现意见贯彻一致。
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