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事变酝酿过程很长，长达2-3年，但发动过程很短，短到只有2-3天，由于张部执行不抵抗方针，关东军进展极快，到9月21日，不但完整控制了奉天还控制了新京，并以两座城市为核心控制了南满铁路附属地周围的所有重要城市，大体上奉天、吉林两省已被基本控制，当然奉天最南端城市锦州还在张学良之手——他逃跑后把大本营设在锦州。
这时候政治压力和舆论开始浮现，南京z quan召见帝国大使表示抗议，同时又向国际联盟提交申诉，还向美国请求外交援助。
与此同时，陆军中枢机关也在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开始关东军上报的事变缘由是“中**队破坏柳条湖铁路酿成双方冲突”，所以陆军大臣南次郎、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梅津美次郎等都表示要给关东军增兵，因为关东军只有一个第2师团1.5万人，而张学良部有10多万军队，力量相差太悬殊，必须增兵。
这边刚开会，朝鲜军发来消息，说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遣飞机支援关东军，并让混成第39旅团{驻扎在平壤}紧急集结准备增援奉天。
这里不得不补充说明一些问题：
其一，石原关于“我不是一个人，我得到关东军上下支持”的说法绝不是吹牛，不仅关东军支持他，朝鲜军也支持；
其二，帝**队之间相互援助的气氛非常好，不管指挥官分属何种派系，不管私人间有什么矛盾，在重大问题、重大作战中都能进行配合和援助，所以帝**队一旦陷入包围，除非长官有明确命令说不要救援，大体都可指望友军前来救援，有时候甚至不惜让救援部队也陷入困境。这种作风不一定明智，有些时候甚至被敌人故意当成陷阱进行谋害，但对鼓舞士气很有用，被围士兵大多数时候能坚持到底，绝少有投降——单就大战参战国而言，帝**队投降人数最少，军衔等级最低，据我所知不过一个少佐。
冈村元帅安排我投诚过去经过精心考虑，我是中佐，且来华北派遣军不久，各方面人头都不算熟，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他估计得完全正确，我这个中佐再加还是机关参谋一出现，八路军全都轰动了，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平台。
同时，安排我投诚前还发生了一个比较著名、但内部一直不肯大大方方承认的事件，叫第三师团事件。昭和16年10月，驻扎在中国南方应山县城的第三师团工兵大队46名士兵集体暴动投诚gong chan党新四军，这是帝国陆军在中国战场最大的一次内部反叛暴动，起因是该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因有新任务需离队一段时间，由关中尉代理中队长。关中尉一向盛气凌人、蛮横粗野，对部下动辄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士兵对他早就不满，后又因为小事激化官兵冲突，造成这次事件，被称为“在帝**史上留下了一个揩不掉的污点”，事后第三师团主要军官受到严厉处分。
这件事冈村元帅完全知情，所以才敢安排我用这样的方式过去，否则贸然一个中佐投诚，风险很大。
相互支援这种做法才是现代军队的标准，但我在中国这么多年，看到过很多guo 地方军甚至中央军之间相互推诿、相互观望、甚至以友军为包袱的做法，当时很难理解，后来才明白在中国兵为将有的体制下，如果部队打光，将领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拼命也要保住自己实力。gong c军好很多很多，至少我未见过明显的观望和推诿，这或许也是后来gong chan军能战胜政府军的深刻根源之一。
陆军刚刚通过决定和内阁沟通时，币原外相表示强烈反对，他说接到奉天ling uan的报告——事变是关东军自己制造的，他对军人自行其是很愤怒。陆军机关当然不信，马上拍电报给关东军，严厉询问到底怎么回事？还责怪前去视察的建川部长，你怎么督导的？这时候再说谎就不合时宜了，石原和关东军上下爽快地表示承认，但表示进展顺利同时坚持认为行动正当：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严重损害了帝国利益，需要给予严惩。
这话一说，南次郎陆相也没辙，只好同意内阁不向关东军增派兵力的要求，并赞同若槻礼次郎首相确定的“不扩大”方针——该方针是在币原强烈建议下通过的。但他留了一手，关于朝鲜军准备派兵增援的事没在会上说，也没在会后予以制止，因此朝鲜军行动依然在继续，到下午时分，朝鲜军先头增援部队已进入奉天境内——按我的理解，南次郎不管说不说都不可能阻止朝鲜军。
由于政府态度明确不扩大，同日帝国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向国联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日本和欧洲存在时差，他是当地时间下午进行的通报}，帝国是国联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说“不升级”，各大国表示谅解并希望尽快解决。9月22日币原外相会见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zha dan。”两日后，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yu ”。
有人后来指责我们说撒谎，我想说一句，政府尤其是文官派并未撒谎，他们真心实意不扩大，最后发展到历史上的结果，原因十分复杂：
其一，张学良部溃退太快。从9月18日夜间到9月24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