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元帅委派我潜伏虽是一起孤立事件，但放在战争总体环境下看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路，当时身为执行人的我看不出来，甚至冈村元帅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给我的权限非常大，大到我可以相机行事、灵活处理的地步，甚至表示不会强制命令我做什么，所有指令由我进行最后判断——我认为合理的可以做，不合理的或者理由不充分的就不要做。
这是很高自由度和很强主观性的工作，说句实话我自己也是在边摸索边行动边工作中才领悟的，等我真正醒悟时世界大战都基本结束了，所以你们才会看到比故事情节更离谱的现实。
谈到潜伏就不能不谈中日全面战争。
昭和8年{1933}，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签署，中日双方进入暂时平静期，至少在政府层面进入平静期。
关于下一步行动，已被满洲事变刺激起来的少壮派军人当然梦想着建立更多功勋，立下类似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功劳，所以一刻不停地寻找机会。关于对中国扩张，日本历来有两种想法：一种叫蚕食法，一种叫鲸吞法，都很好理解。前者主张步步为营，弄一点消化一点吸收一点，后者主张全面征服，先收下来再改造。
历史当然证明鲸吞法是失败了，但当时由于满洲事变的刺激，鲸吞法还有不少拥护者，当然反对者也很多，比如海军基本是鲸吞法的反对者。按照海军想法，在中国沿海弄一些租界或租借地，弄一些半岛、岛屿和港口城市维持特殊权益就可以了，对深入中国内地没什么兴趣。
这是他们战略想法高明么？当然不是，这是本位主义！如按陆军的想法鲸吞，那就必须大力扩张陆军，这会大规模占用军费，影响海军军费不说还会引发主导权争夺，海军最喜欢学英国——组建世界有名的舰队，但陆军默默无名最好。本来帝国有这种机会，但西门子事件【译者注：德国西门子公司贿赂海军，导致海军派山本权兵卫内阁倒台】后就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无论君上、民间还是政客，都认为要保持陆海军平衡，防止一家独大。
在昭和8年，蚕食还是鲸吞谁优谁劣还看不出来，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当时以蚕食为主，主要是满洲刚刚拿下还来不及消化，国力贫瘠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这其中板垣征四郎特别活跃，他的目标对象就是华北，当时华北并不是南京蒋z quan控制的地方，而是错综复杂，充满了多种势力。
他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把华北中**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派的残余势力把南京z quan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第二个满洲国，这想法获得了军部首肯和支持，随即开始秘密实施。
但不得不说，当年排“石原之智、板垣之胆”及让石原排在他前面都很有道理，大家并不是乱评价，他和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一起策反北洋人物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但这些人物对于板垣的登门拜访要么让其吃闭门羹；要么就是嘴上答应，实际不行动。一流人物说不通，找在北洋政府里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等二流人物也应者寥寥，后来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在北洋系统中已算是三流人物。好不容易谈妥，张在六国饭店被刺，板垣花了700万日元活动费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前文已述，满洲事变后捞到了大笔钱财，但这些钱并没转为国内经济建设，而是这样用掉了，这700万活动经费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关东军武藤信义司令对板垣征四郎这段期间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接着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后续华北工作主要由土肥原贤二负责，他对中国熟悉，考虑问题更周到，在他精心部署下，两年后发动冀东事变【译者注：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guo 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叛乱，并发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形成了华北特殊化局面。
随后土肥原又利用驻扎察哈尔、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并允以军事和经济支持，在帝国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撤销jun shi wei yuan hui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我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脱离南京政府管辖。
以前还有中国学者吹嘘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好了“应对侵略的准备”，实际上他们不懂，或是故意装不懂，这其实是非蒋系地方实力派利用政治平台与南京分庭抗礼的举动。当然，日本也上当了，宋哲元等人毕竟是从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和深宅大院出身的张学良不一样，他们只希望利用帝国政府为自己争取活动空间，并不准备仿效充当满洲国，更不会不抵抗，这一方面是民族感情，一方面也与地域相关——华北一直与中国内陆联系密切，不像满洲与中国内地长时间分离，所以帝国最根本的目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偏离。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226兵变，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