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须有思想内涵
刘益善（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一篇散文，要有深度，有思想的沉淀，要有所发现，能够给人更多思索，才算好散文。一个作者，不宜轻易写散文，不宜写太多。像武汉作家任蒙，散文得了两次全国大奖，就写得很少，只发表过几篇，但每一篇都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他写一篇就能够算一篇。
建议作者在写作时，对于选题、立意、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写出的文章才能有内涵，才有沉甸甸的感觉。下笔要慎重，否则，轻飘飘的散文100篇不一定抵得上别人一篇。
彭建新（武汉作协副主席）：所谓大散文、小散文，不在于篇幅的大小，短小不一定就是小散文，区别在于思想的载重量。因此要从厚重的角度去着眼，比如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小石潭记》，都不长，出彩的地方也就那么一点。但是，就好比戒指上的钻石，小小的一点，但戒指的份量就完全不同。思想闪光的东西，在一篇文章中只需一点点就够了。
谢克强（原省作协副主席、《中国诗歌》主编）：文章要有作者的见地。一个作者，要写就要写你感兴趣的题材。把你感兴趣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成功。我作了多年，当年方方写的《桃花灿烂》就是我编发的，当时把原稿删了2万多字。
董宏量（武汉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武钢文艺》主编）：写作要写出个性。现在是“快时代”，人们习惯碎片式阅读、网络阅读，而纯文学是“慢”的东西。写作者要拿出个性来，要有思想和个性，写出你的东西，不要说大家都说过的话。语言是可以锤炼的。年轻人不要只读余秋雨，可以看得杂一些，很多作家的东西，如胡兰成、简桢、张晓风、龙应台，等等，写得都不错。
游记散文太滥，文化散文难写
刘益善：游记散文现在太多太滥了，我作为《长江文艺》杂志的主编，特别怕一些有一定地位的人投来的游记稿件，写他们旅游考察的所见所闻，景点资料一大堆……
任蒙（武汉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所谓文化散文，主要是历史题材、对历史的反思，对人类文明足迹的反思。只有人创造出的东西、人类留下的足迹才能叫文化。纯粹自然的产物，如恐龙蛋、大峡谷就不叫文化，纯写风景的游记也不叫文化散文。写文化散文，就是要有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思考。风花雪月的题材、每个人固有的感情（亲情、爱情、友情等）这些题材的散文人人都能写，但历史文化散文一般人难得写好。
所谓“大散文”，不是说篇幅大、题材大，而是指境界高、追求大。
董宏猷（省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主席）：散文是多元的，不能一说文化散文就学余秋雨。我以前教中学语文时，教杨朔散文，后来我发现不能全中国都写杨朔式的散文，专门写文章批判过这种散文模式。
罗时汉（《长江日报》编辑、武汉作协签约作家）：在写作技巧上，越是写游记，越是要避开游记的元素和符号，比如讲解员怎么说，导游怎么讲，在景区门口花了多少钱买门票，这样的东西一出现就不是味儿了。因为在风景区旅游，主要是面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壮观，自然才是主角。
望见容（武汉作协签约女作家，《武昌首义》作者）：我写过一些散文，但没有出版过散文集。因为出版界对散文和诗是非常苛刻的，我的散文书稿压到现在都没出版，出版社的人对我说：“散文集不好卖，除非你有余秋雨那样的名气……”现在是网络时代，全民写作的时代，人人写博客、写散文，散文变得平民化、泛化，导致了散文写作危机。
写作的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娱自乐，另一种是换柴米油盐。一旦想把作品走入市场，就要考虑经济价值，考虑能否让人掏钱购买。
生活阅历是基础
罗时汉：生活阅历是写作的基础，涉足文学太早并不好，所以年轻人不要急于去作文学家。抱定“靠文学吃饭”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不宜以此作为人生的选择。
在文章中，没必要过多地表现出对于你崇拜的偶像的情感，如果你敬仰余秋雨，在文中表现出来，显得没有自我。应当有“舍我其谁”的气概。
彭建新：散文是心灵的倾诉，甚至不在于有没有读者。但是要想写好，还是要多读些东西，多思考。写山水不是写山水，而是“品”山水。
深入了解和思考，是文学的“营养基”。我写作《凝固的记忆———武汉老街巷》时，背着个相机在各个小巷子里转了三年，天天观察小巷里的世态，别人说我“像个疯子样的”。虽然我是武汉人，写的是我比较熟悉的东西，但还是要花时间深入了解才能写好。
文章应当多一些文字趣味，不论是信手拈来，看似不经意来，总之要有文人的雅趣。散文是需要品的。
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成君忆（著名财经文学作家，《水煮三国》作者）：我的身份很奇怪，文学界把我当经济管理学家，经管界的人把我当成作家，有点像“蝙蝠”（指其亦兽亦鸟的双重性）。我算是一个民间学者，写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很欣赏一句格言：“谈经济外，宁谈艺术，可以给用。谈日用外，宁谈山水，可以息机。谈心性外，宁谈因果，可以劝善。”在俗世生活中，写作可以让人活出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