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老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老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老先生的桌面上？”“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9.【夏令营中的较量】
孙云晓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了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
a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若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球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逢,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十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孩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