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求宪政派积极地参加革命，只需要他们在革命大发动后采取合作态度，至少不是为敌就够了。
说到宪政派，虽然在拥有武力上是个薄弱，但在地方的威望，在实业、工商的实力，却是非同小可。最重要的，他们都存在于体制之内。
体制之所以成为体制，是由人际关系之勾连错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机制。在外部撼动，想影响到构成体制的社会关系结点，相当困难。但由内部撼动，体制内的一个社会关系结点发生变化，就会形成扩散效应，导致整个体制发生变化。革命是难是易，便完全取决于体制内的人是否有这个意愿。
这就象一个屋子，屋外的人想唤醒屋内人，隔着墙壁、门窗呼喝叫嚷，效果可能不大，屋内人要做到这一点则很容易。
而清朝的灭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它败亡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却又愚蠢地将政治改革的路堵死，使大部分立宪派对清廷“政治绝望”。关键时刻，它当然会和革命派合纵，则革命之势，至此定矣。
当然，如果外部的革命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政权更迭已经昭然若揭，那立宪派也是识时务地靠拢过来，以合作和支持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陈文强所采取的便是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倒逼清廷，使立宪派早日“政治绝望”或不满；一方面造成革命轰轰烈烈，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促使立宪派选择站队。
就现在他所倡议的预防之策，便隐含着这两层意思。一是要扩大请愿运动，二则是在革命真的爆发后，要求立宪派人士尽量采取合作态度。
说到底，立宪派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可以使社会秩序尽快安定，甚至是和平易帜；同时，立宪派因为多是绅商，最怕的便是社会动乱。最担心的便是自己身家的安全。所以，陈文强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很难。
而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很多立宪派人士也是脚踩两条船。即便暂时不参与革命，可也不得罪革党；甚至有支助钱财，乐见其成的。
不仅这些立宪派选择骑墙，连清廷的官员也是如此，甚至有高官厚爵者。比如端方向革命党输钱买命。袁世凯厚赠革命党杀手……
这真是相当奇怪的现象。要说历史上的满清，在一年前还似乎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一年后便被推翻，又是谁能料到的事情呢？就象历史上同盟会数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武昌一场非常偶然且没有充分准备的叛乱却拉开了推翻清廷的序幕。
难道说明眼人都看出了清廷已是朽空的大树？陈文强认为并不是这样。原因呢，恐怕与中国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传统思想有关。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脚踩两条船，左右能逢源；风往哪边刮，人往哪边倒。诸如此类的所谓名言警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当然，这其中也有革命党暗杀的威慑，以及对清廷**无能的失望。
宪政派这边的预防针打过了，陈文强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逗留，也正是为了沟通各方，或试探，或争取，来确定革命之后在东南要采取的策略，以及所要调动的兵力。
陈文强既然没有与北洋军死磕，使国家避免陷于长期动乱的主意。就要力争打出一个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是说，光在西南和武汉、上海取得革命胜利还嫌不够，南京如能光复，才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志。
当时在南京城郊各地的清朝军队。有统制(师长)徐绍祯率领的新军第九镇一万余人，江防营约六千人，巡防营约六千人，徐州镇清兵两千人，督署卫队两千人，旗营兵三千人。兵力总数三万多人。
显然，清廷对于南京这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城市是非常重视的。但清廷肯定不会料到，新军并不是他们忠实的守护者，而将是掘墓人。看似雄厚的兵力一下子便去提了将近一半，而旗营粮饷虚耗、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不足为虑；最有战斗力的便只是江防营、巡防营和督署卫队这一万多人。
这样计算下来，只要新军倒戈，再有上海革命军的助阵，光复南京似乎并不算太困难。
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计算和筹划，战争还有很多其他决定因素，也有很多偶然性。陈文强要做的只是尽量使有利方面向革命军倾斜，却不可能保证凡事都按计划那般顺利实施。
对于军事，陈文强一直承认是自己的弱项，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他当然要请来专家主持。就象革命大发动时，各个战区的军事长官都基本确定，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一样。上海、南京，乃至东南的军事行动，总部也安排了军事长官，并先行派出的侦察人员，也不用陈文强过于操心。
………….
“好大的地方啊！”听着旁边同志的感叹，张雄含糊的应了一声，继续专心打量面前的制造局。
这群建筑确实很大，水泥的围墙有二人多高。四面都有角楼，楼上架着马克沁重机枪，在灯火下反射着微暗的光芒。大门口还站着几个沪军营的士兵，倚着步枪，懒洋洋的打着哈欠。
“里面的情形如何？”张雄皱了皱眉，这个颇有些要塞特点的制造局攻打起来似乎不太容易。
“这局子里面过了一条长巷还有几幢洋灰大楼。沪军营的兵守在里面，还有五六挺机关枪……”
张雄轻轻点了点头，虽然困难，但也不是坚不可摧，办法还是有的。一是可以里应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