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曹操能把天子控制在手中，从而脱离袁绍的体系，也可以说是袁绍自作孽，因为袁绍历史上是有机会更早的把天子控制在手里的，但他最终却白白的坐视机会流失。
早在初平二年（191）沮授在“冀州对”中就已经把夺取天子作为了一个重要目标，明确的说明控制献帝利用朝廷的名义是袁绍想要夺取天下的必经之路。
在这一方面沮授和田丰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而根据“冀州对”袁绍首先想要一统北方，但这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北方四州中两个主要敌人公孙瓒和黑山军虽然都已经被袁绍击败过，但都没有被消灭，仍然对袁绍有着很大的威胁。
而另一方面，沮授提出“冀州对”的时候，董卓还活着好好的，所以当时袁绍夺取天子的假想敌自然就是董卓了，但没想到董卓很快就被王允、吕布等人杀死了，而王允甚至有机会重新复兴汉室，但李傕、郭汜的大军最终扑灭了所有的希望。
由于李傕、郭汜等人领导的西凉军也把长安作为老巢，所以这方面对于“冀州对”的影响不算很大，毕竟天子还是在西凉军的手里，而西凉军因为董卓的原因早就名声臭大街了，李傕、郭汜等人还继承了董卓的事业，他们不仅地位低，还反抗朝廷，杀死了朝中大臣王允，其名声在诸侯中比董卓可能还差。
所以天子在他们手中和在董卓手中一样都没办法真正的发挥作用。
相反，经过这一闹反而消弱了袁绍夺取天子的难度，毕竟李、郭等人领导下的西凉军是一盘散沙，董卓麾下的西凉军才是真正西凉军。
但时间到了兴平二年（195），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凉军内部发生内乱，李傕杀死了樊稠并且还和郭汜在长安大战一场，西凉军开始土崩瓦解，最终导致献帝出走长安。
这个时候夺取献帝的难度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冀州对”中第一个战略之所以是要夺取北方，一方面是袁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要夺取天子的难度比较大，需要直接面对董卓所率领的西凉军，袁绍没有足够的实力是无法做到的。
而现在情况改变了，一个轻松得到天子，获得大义的机会就摆在了袁绍的面前。
当时沮授就劝袁绍：“将军世代担任朝廷宰相，历代以忠义辅助国家。现在天子四处流离，宗庙被破坏，但观察各州郡，虽然外表打着义兵的招牌，内心实际打对方的主意，就没有忧虑关注国家为百姓着想的意思。而且冀州城大体平定，军队强大，士人归附，去西边迎接皇上，将邺县作为皇宫，挟制天子而号令诸侯，畜养兵马来讨伐不向王庭朝拜的人，有谁能够抵御呢？”
沮授说得合情合理，已经把袁绍说动了，袁绍本来已经准备听从沮授的计策，挟天子而令诸侯。
但这个时候郭图和淳于琼却插了一脚，他们说：“汉朝王室衰败，为时很久了。现在想振兴王室，不也太难了吗？再说，英雄同时兴起，各自占领州郡，联合聚集徒众，动辄有上万人，这这时就是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时候。现在接来天子，动不动就要上书奏闻皇上，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这不是一种好办法。”
沮授没有放弃，仍然苦口婆心的劝道：“现在接来天子，在道义上是合理的，在时机上是合宜的。如果不早决定先下手，必定有其他人先去迎接。权变不可失去时机，希望您考虑。取胜在于不失时机，成功不可嫌其快速，希望将军您能多考虑一下，早早有所图谋。”
另据《三国志》记载，历史上在献帝和百官逃出长安在安邑住下后，袁绍曾经派部下颍川人郭图前去朝拜。是郭图回来后劝说袁绍把献帝迎到邺城，而不是阻止沮授，力劝袁绍拒绝迎接天子。
但历史上沮授和郭图关系一向不好，郭图更是次次都和沮授对着干，而且沮授很早就在“冀州对”中把迎天子作为了一个核心目标，所以《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真实性不是很高。
当然也不排除郭图看到沮授想迎天子后，出尔反尔的可能。
而袁绍最终没有采取迎天子的建议，坐视天子回到了洛阳，最终被曹操夺走。
袁绍最终没选择趁机控制天子，和献帝的背景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历史上袁绍作为何进的主要谋士，一直和宦官、董氏对抗，而汉献帝刘协就是原来的陈留王，他被外戚董氏和宦官们认为是下一任的皇帝，和何氏与士大夫所维护的皇长子刘辩是直接的竞争关系，所以袁绍作为何进一派本来就对于刘协是没有多少好感。
而刘协还是董卓强行拥立的，袁绍对此也是完全反对，甚至挂印而走，从后来的另立事情中也可以看得出袁绍对于刘协的态度。
当然郭图、淳于琼所说的也是一方面原因，但沮授说的可是挟天子，难道袁绍连一个无兵无权的傀儡都控制不了吗？
而后来曹操借助天子之名压制袁绍，并且成功的收复了河南一带的土地，甚至就连关中诸州、郡也都表示臣服，袁绍这才醒悟借重天子的重要性，为当初自己的犹豫后悔不已。
袁绍虽然最终采取了补救措施，写信希望曹操能再次迁都到鄄城，鄄城作为曹操原来在兖州的大本营，离袁绍的冀州非常近，如果袁绍需要就可以随时夺回献帝，就算不夺回，朝廷也会因此对于袁绍颇为忌惮，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