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楚成王打败宋襄公，楚国从此称雄中原。公元前306年，楚国灭掉越国。公元前224年，秦国名将王翦（jian）率领60万秦军南下攻打楚国，楚国溃败。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灭掉。
楚人定居的江汉一带，土著居民相当复杂，楚武王前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的兼并和占领。楚人咄咄逼人，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这和楚人的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强烈的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在《国殇》中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楚人特别迷信鬼神和卜筮，自春秋以来，楚国人迷信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迷信程度要远远地超过其他的诸侯国。北方的诸侯甚至把他们和蛮族放到一起，称之为楚蛮。南迁后的楚人又跟从了蛮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后来的华夏族视楚人为荆蛮。
在正常的情况下，楚人在每场战争之前都要占卜的，信奉巫术的楚人在军队中会配有随军的巫师，这些巫师有时也担当谋士的职位。楚人的军阵分为五部：前、中、后、左、右。每部军队都会有侦察兵先行，这些侦察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他们的手中都拿着茅草。茅草既是楚国的特产，也是楚人在祭祀占卜时使用的重要植物，侦察兵手持茅草作为信号之用，这其中既有军事意义也有浓重的宗教意义。他们的五军中，又以前军持茅草最多，因此按照这个原理可以判别楚军五军阵的方位。
《左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孙叔敖做令尹时，选择实行楚国好的法典，军队在出动时，右军跟随主将的车辕，左军打草作为歇息的准备，前军用茅旌开路以防止意外的发生，中军负责斟酌谋划，后军以精兵压阵。通过这句话，楚**阵兵力的部署就很好地体现出来：左右军为策应，前军为先哨，中军为指挥部，预备兵力集中在后军。
《吴起兵法》中写道：楚国人性情柔弱，领土广大，政令紊乱，民力疲困，所以阵势虽然严铮但不能打持久战，打它的方法，要袭扰它的驻地，先挫伤它的士气，然后突然进击，突然撤退，使其疲于应付，不要和它决战，这样就可以大败它的军队。战国名将吴起的寥寥几句，就把楚军的弊病都揭示出来。
其实楚国自春秋开始一直都有尚武的习俗，它的历代国君也多有征战沙场的亲身体会，甚至他们有“三年不征战内心就会惭愧”的说法，频繁的征战扩大了楚国的疆域，也消耗了它的国力。战国的中后期，楚国由于忙于境内少数民族的治理，而无暇北顾，楚国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楚国的军事技术较为发达，士兵大规模地使用水犀、象皮制成的铠甲，甚至盾牌也大量采用这种材质。楚国的兵员众多，大量地捕杀犀、象，也成为了这些动物在长江流域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楚人还发明了双手剑，但是双手剑的大量配备是在吴国。
楚国的名人辈出，比较突出的几位分别是熊绎、屈原、老子、项羽、刘邦、陈胜、春申君、孙叔敖等等。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左传》中记载：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住在荆山僻处，乘柴车、穿破衣服来开辟丛生的杂草，跋山涉水来事奉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箭作为进贡。荆山，在今天的湖北省西部，位于汉江西岸。从《左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着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同甘共苦。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奋军心，习练武艺，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是注重以先王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的稳定和对外的发展。
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他虽然忠事于楚怀王，但却屡遭楚国贵族的排挤。怀王去世后，楚顷襄王听信了谗言，把屈原进行流放，屈原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
屈原遭到了放逐，在沅江边上游荡，他沿着江边走边唱，面容憔悴，模样枯瘦。渔父见到了屈原，向他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屈原回答：天下都是浑浊不堪的，只有我清澈透明不同流合污，世人都迷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我被放逐了。渔父听后说道：圣人从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世上的人都肮脏，何不一起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美酒呢？为什么想得过深而又自命清高，以至于让自己落个放逐的下场？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么能让清白的身体去接触世俗尘埃的污染呢？怎么能让晶莹剔透的纯洁蒙上世俗的尘埃呢？我宁愿跳到湘江里，葬身在江鱼的腹中。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离去，渔父唱到：沧浪之水清又清，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渔父远去了，不再同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