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毅风尘仆仆赶到重庆，已经是华灯初上，通过请示蒋介石，他把与美国朋友的见面时间定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段时间，全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令安毅无法释怀，为此他干脆抓住机会，与蒋介石展开通宵详谈。大体上来说，蒋介石还是主张对日本隐忍退让的，用东北、华北等地的利益，来换取全国稳定发展的时间，待彻底消灭**红军后，再想办法应付日本人的挑衅。为此蒋介石严厉告诫安毅，不管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如何无理取闹，也要严厉约束第十七军，不得涉入平津争端，一切都交由何应钦、宋哲元他们去处理，十七军只需守好冀中、冀南，把日本及汉奸势力挡在防区之外就行了。
为此安毅据理力争，称一味的让步只会助涨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坚强投降派的信心，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问起了十七军组织大学生进行军训的具体情况，让安毅徒叹奈何，但他还是仔细地将军训以来取得的巨大反响向蒋介石做了详细汇报。
此次华北高校青年学生军训计划，获得了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和参谋本部的大力支持，得到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如今第二批来自平津地区十所大学的八千受训学员又已开赴保定，投入到紧张的军事基础训练中去。日本政府和军队对此非常紧张，认为第十七军此举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和潜在威胁，远远要超出第十七军投入三个主力师举行的对抗演习，不但加强了中国民众抗日反日信心，更为重要的是，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通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训练，获得了基础军事知识和技能。
通过隐藏在学生中的汉奸特务，日本特务机关惊讶地了解到，第十七军的军事训练水平，远远地超过中国任何一支军队，在许多地方甚至要比日军更为科学、更为严谨。在第十七军强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高效的军事教育之下，无数弱不禁风的青年就此学会了扛枪，学会了服从，在第十七军官兵天天高喊的“驱除外辱，保家卫国”口号中，在每日清晨出操和晚饭集合前，无论是军营还是野外营地，都会震天响起《精忠报国》的歌声，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原本性格怯懦逆来顺受的学生，突然变得自信大胆起来，树立起了崇高的理想，而那些原本就慷慨激昂、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学生，则学会了冷静与思考，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许多羞涩腼腆、如温室花朵般脆弱的娇弱女生，竟然也能背起药箱，跟着训练的官兵一起跑步，在军医和护士的指导下，紧急处理训练中各种突发事件，包扎血淋淋的伤口，用纤弱的肩膀，抬起一个个受伤的战友……这一切在短暂时间中发生的巨大改变，令日本人深为震惊，担忧日甚一日，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话说，便是“一个有知识的士兵对大日本帝国带来的潜在威胁，足以超过十个没有知识的士兵”。
恰在此时，数年来为日本侵华势力摇旗呐喊的华北著名文人汉奸，天津《振报》主编白逾焕和《国权报》主编胡恩溥，先后在日租界被人暗杀，日本驻华军政两界抓住机会，对华北各级政府和南京中央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和威胁，日本外交人员一批又一批涌到北平何应钦、南京汪精卫的办公室强烈交涉，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见十七军演习完毕退回驻地后便无动静，再次壮起胆子，对华北各部驻军大肆叫嚣，威逼恐吓无所不用其极，直指暗杀事件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为，是华北军政当局暗中纵容的结果，扬言随时将展开十倍的报复。
早已被日本人的蛮横无理吓破胆的何应钦，连忙陪着日方的交涉人员，游走于天津、青岛各地，严厉告诫各级地方官员，不能再出现任何“有损中日邦交”的事情，不能再有任何的抗日反日游行和结社活动。
被十七军刚刚鼓起一点儿勇气的宋哲元、于学忠等将领，再次见识到日本人的飞扬跋扈，犹如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频繁宴请日军高级将佐，解释说华北地方驻军绝对不可能参与这样的恶劣事情，先把自己的关系撇清了再说，着实可怨可叹。南京的汪精卫更是丑态百出，对日本的外交官员百般逢迎，甚至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亲至刚刚升级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赔礼道歉，并承诺将严查事件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以维护中日亲善友好关系。
蒋介石为此特意致电询问戴笠，暗杀事件是否为军统所为？
仍然留在北平的戴笠在密报中非常肯定这是华北民间抗日组织自发行动，而且详细陈述了暗杀的经过。蒋介石从杀手拙笨的手段和到处是漏洞的行动中，一眼就看出绝不可能是戴笠的军统和安毅的第四厅所为，何况第四厅早已取消了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部门，将此权责移交给了军统，只保留了情报和后勤等有限的秘密机构。
因此，当蒋介石和安毅讨论暗杀事件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变数时，非常坦率地告之：我不该让你这么早就对华北民间地方抗日组织撒手不管，以致如今变得良莠不齐，群龙无首，此事所产生的影响很快就会看到，可能比你我想象的更为恶劣。
由于红军的西去，委员长南昌行营、武汉行营先后撤销，新设立的重庆行营因为川陕红军的节节失败，对重庆已经无法形成实质性威胁，也随之更名为四川行营，唯独安毅的叙府行营仍然保留不动。安毅心中明白，已经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