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外的下关至采石头一线，人潮汹涌，汽笛声声，长达八公里的长江沿岸各码头，进入了紧张状态。
从南京以及周边地区拆下的大量机器设备、原材料、古董字画等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装上一艘艘大小货轮，京城屈指可数的三个客运码头上，人潮涌动，拥挤不堪，提前警醒过来的地主和中产阶级，似乎已经闻到了战争硝烟的味道，开始全家西迁，或者因要处理房产、地产和理清债务纠纷，干脆先把家中老弱妇孺送到安全的西部地区，避免后顾之忧。
数艘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小型巡逻快艇，沿江上下穿梭，江中游弋的一艘百吨炮艇上，身负撤迁重任的安毅端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繁忙的码头，嘴里不时低声称赞卫戍部队官兵的严密组织和高效工作，弄得站在他身边的卫戍司令谷正伦自豪不已。
这已经是大规模执行军工企业、国有民用机械制造企业、大型民族工业企业、大型矿山采矿机械执行总体搬迁任务的第八天，自南京以下的长江沿岸各大城市，几乎在同一天开始战争前的大规模战略搬迁。十天前，对于中央下令搬迁依然犹豫不决甚至无动于衷的江浙闽一线的民族工业企业，突然看到国有企业快速行动起来，整体拆卸打包西迁，紧接着龙头企业江南企业集团、川南企业集团突然发布撤退公告并立即付诸行动，所有的民族企业主和大资本家们立刻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不用动员就自觉跑到各地政府登记申请，获得中央资源委员会同意后立即开始进行生产设备的拆除打包等工作。
短短数日，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三十七家大中型企业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货轮，根据业主愿望，将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等尽数运往湖南、四川、云南和陕西等西部地区，避免遭受战火的波及。
由此而引发的战争恐慌，迅速扩大到全国，日本军队和使领馆官员，对于中国政府突然展开的大规模工业战略转移，目瞪口呆，恼火不已，竟然怒斥为“中国对日本的极度恶意行为”，“是对善意和平的日本政府和军队肆无忌惮的诋毁和污蔑”。对此，南京外交部非常厚脸皮地解释为“经济战略布局的需要，纯属中国政府的重大经济调控，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发展民生，并非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于是骂归骂，说归说，大规模的工业战略转移，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
作为这一战略任务总指挥的安毅，以“中央资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名义，征集了长江流域所有的民用轮船投入其中，江南集团长江航运公司的八十余艘大小客、货轮，则负责整个战略转移的核心部分，中央海军长江舰队负责湖口至长江口的安全护卫任务，湖口以上，则由安家军的长江上游江防部队负责，蒋介石给予的奖励是江防总司令路程光中将加上将衔。
这十天来，安毅走遍了上海到镇江之间的每一个码头，理清了所有关系，再次回到南京坐镇指挥，力争不让一分资源、一件机器落到日本人手里。
尽管白崇禧和陈诚再三请求把安毅调往庐山，一同审核总体战略计划，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答应，不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出巡一圈江南各省再次返回庐山的国家主席林森、军委副委员长冯玉祥等元老也不答应，在他们心目中，如此大规模的战略搬迁，多达上千艘大小货轮的征集、指挥、行动等等繁杂庞大的事务，除了安毅领导的安家军司令部参谋集体，除了安家军的高执行力之外，任何人、任何集体都没有这种经验和高效率。
一句话：除了安家军，没有任何部门拥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也无法有序高效地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肃立在船舷边沿的安毅，心情沉重，百感交集，望着眼前惊慌失措的民众，他感到非常的内疚，一种无力感久久盘旋心中，挥之不去。他非常清楚，当自己在指挥这场被欧美媒体称之为“本世纪全世界最大一次搬家”的工业战略转移之时，北方的天空已经战云密布，暗无天日。
“司令，胡适先生代表平津高校联合会，致电指挥部，感谢我军将士不远千里，顺利护卫各高校师生和故宫博物馆物资安抵后方，同时再次恳请司令，尽可能优先运送平津各高校师生和教学设备前往长沙。事关重大，属下没有即刻回复，一切还得请司令定夺。”副总指挥路程光低声报告。
安毅皱了皱眉，轻声问道：“胡适先生一行还在庐山？”
“是啊，目前全国教育界代表三十余人都还在庐山请示委座，估计一时半会儿还难以赶至南京或武汉，与自己的师生汇合。”路程光身边的参谋长穆追忆回答。
安毅眼睛一瞪，非常恼火地道：“难道他们一直不考虑我的再三建议？数十万师生分批前往云南昆明和咱们下辖的昭通两地，不是更好吗？至少以后不用露宿荒野，如果这时仍然坚持前往长沙安顿，到时候又要再搬迁一次，岂不更麻烦，更劳民伤财？”
路程光万分无奈地摇摇头，蓄起漂亮小胡子的穆追忆也不敢接话，宪兵司令谷正伦见状，笑着开解：
“老弟岂不知道文人们的顽固执拗？他们怎么可能有老弟如此深远的目光和危机感？哪里明白如今日本的新式战机，已经可以轰炸一千公里内的目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师生置于日军的直接威胁，未尝不是对我们军队形成一种动力，迫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