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毅收到空二团传来的最新战况，非常震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怪事，日军是如何知道我空军出动的？”安毅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空军参谋长林飞看了看左右，一脸凝重：“是不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与会人员神色一凛，要知道这次轰炸，知道的人不多，如果真要清查，此刻与会的人都有嫌疑。
安毅摆摆手，笑着说道：“不可能！我身边的人我还不清楚吗？空军将士也全部经过严密的政治审查，问题不太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我们再好好想想，日军会通过什么途径，来知道我军的调动情况？”
“难道日军破译了我们的密电码？”
不愧是情报系统的人，第四厅上海站主任许一尘少将提出的看法，是通常泄密案中常出问题的地方。
众人窃窃私语一下，由司令部安全顾问西南情报局副局长吴哲夫少将作解答：“我们的密电码是通过自主研制的密码机进行自动编程和接收破译，拥有三道保密程序，同时得到的电文，还需要经过专门的电报密码本和密码表进行翻译。经过这样严密的程序，若是还能为日军破获，那我不得不说，现在的日军，已经可以破译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密电码，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吴哲夫是密电码方面的专家，在保定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领导的密电码破译团队，就成功破译了日军大量密电码，随着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加快了密码更换的速度，往往刚刚将日军的密电码破译出来，日军就已经更换了新密码，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虽然说日军的密码设置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但通常每一个设计密电码的人都有自己的恶趣味，往往他们不经意的一个搞怪设计，会成为整个密码破译的难点，需要旁敲侧击，通过对照数千条密码信息以及日军的实际调动来推论印证，破解难度之高，旁人难以想象。
现在既然吴哲夫做出了这样的保证，没有谁敢质疑他的话，这个问题到这儿就可以打住了。
此后，参谋长杨飞、作战处长方鹏翔、通信处长李煜甫、联络处长徐泊谦等纷纷发表看法，但都被一一否定。
这时，情报处长刘卿突然道：“我发现我们走入了一个误区，其实要知道我们的战机是否起飞，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我们机场周围数公里范围内布置几个简单的观察点就行了，费不了什么事情。日军的间谍那么厉害，我国政府高层都可以混进人去，在飞机场周围以合法的身份安排几个人，再正常不过了！”
会议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安毅眼睛瞪得大大的，猛然拍了拍桌子：
“就是这个了刘卿，你小子行啊，这样都让你想到了！立即命令赵瑞，第四厅紧急出动，若是人手不够，叫夏俭和虎头派出军队帮忙，全面监控我西南空军所驻扎机场周边十公里范围，把咱们的无线电通信侦测部队全部派出去，那些龟儿子发现了咱们空军的调动情况，总得发电报报告吧？写信和口头传递这么没效率的事情，可无法保证鬼子机场的安全。老子要把这些鼹鼠一个个全给逮出来，公开审讯和枪毙，我就不信了，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没办法对付小日本的暗探。”
会议室里顿时传来轻松的笑声，不过，很快上海方向传来的消息，让所有人脸上的笑容都凝固了
上海松江火车站，候车大厅，在此候车的难民成千上万。随着淞沪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本来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一下子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从闸北、虹口到杨树浦，从华界到日租界，到处都在厮杀，枪炮声震耳欲聋。随着战火蔓延开来，那些原本以为躲在家里就可以平安无事的上海市民，顷刻之间变成了被烟雾熏了巢穴的蜜蜂，纷纷争先恐后地外出逃难。
若是在和平年代，人要分个三教九流，官员也要分个大小尊卑，社会秩序等级森严，常人很难逾越一步。
但是，逃难就大不同了，逃难的人群中，可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每一个人只有一种身分，那就是难民。
尽管这段时间，安家军派出的宣传队伍，还有江南集团派驻各火车站的救济机构，纷纷深入到难民中间，动员大家先步行到常熟或嘉兴，安家军在那里设有专门的安置地点，负责转运或者是安排难民有序撤退，无需困守火车站，这样不仅白白浪费时间，而且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但是，人们在战火临近的危险下，谁愿意步行六七十公里，到不知是真是假的地方去接受安置？还不如耐心地等一下，只要能够挤上火车，就能够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因此，除了一小半对安家军满怀信心的民众开始拖家携口，慢慢地向西方走去外，其余的人依旧拥挤在火车站里，等待那极为渺茫的登上火车的机会。
通常情况下，火车进入站台，人人都疯狂地向火车上拥，身强力壮的占了很大的便宜，往往可以挤掉别人的逃生机会，妇孺老弱者只好望着火车兴叹，等待下一个机会的到来。但是，火车大多是奉命到后方去拉载军队来上海的，因此本来车次就很少的松江火车站，滞留的难民越来越多，不少人已经担惊受怕地等候了三四天，若不是江南集团设置的赈济地点可以免费提供稀粥，估计此刻许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此期间又有许多人接受了安家军宣传队和江南集团赈济点工作人员的劝告，自行向常熟和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