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放下胡家林请辞第九军军长的报告，站起来慢慢走到窗边，静静思考。
胡家林亲临训练场指导训练，导致旧伤重发，住进了陆军总医院，检查的结果确实是腹腔旧伤撕裂引发炎症出现积水，这一诊断使得蒋介石一时间不知该派哪一位大将前往江西，执掌被红军打得魂飞魄散的第九军。该军军长王金钰自从把第九军番号接过来，就再也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如今引咎辞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非西北尚待稳定，原任第九军军长蒋鼎文也是最佳人选。
考虑良久，蒋介石委决不下，再次回到座位上，翻阅杨永泰和何应钦秘密送达的紧急报告。
对于江西警备部队的不配合，蒋介石早有看法，他不同意何应钦把战败责任简单地推到当地驻军不配合的问题上，也不认为江南集团在其中拖后腿，毕竟江南集团的绝大部分物资生产企业已经剥离出去，何应钦申诉的运输公司早已经转到了虞洽卿名下，与江南集团没有半点儿关系，至于水运更不用提了，整个江西战场物资的运送，水运比例不到两成。
蒋介石对于这些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但他没有因此而责备何应钦推诿责任，通过第一次围剿的失利和第二次围剿的举步维艰，**红军的实力已经让蒋介石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这个时候，他不会打击何应钦和杨永泰的积极性。
秘密报告的第二部分却引起蒋介石的极大重视，他以前完全没有料到杨斌和夏俭麾下九个旅的警备部队如此强大，细细一想，数年来**红军从未攻入过南昌及周边各县的现实，蒋介石就意识到何应钦的汇报属实，如果杨斌和夏俭的警备部队稀稀拉拉战力低下，恐怕早就被虎视眈眈无孔不入的红军多次打击，哪里还能守住那么多钨矿、铜矿产地，从容地为江南集团敛财？
蒋介石也从何应钦和杨永泰的报告中，看到了两人都看不到或者是他们故意忽略的一个关键点：
正因为有了杨斌和夏俭这两个智将悍将的存在，**势力才在数年中无法撼动南昌，就连地下情报站也无法立足南昌，从这点上讲杨斌和夏俭功不可没。特别是杨斌，这位出自浙江讲武堂和保定军校的浙江籍大将深受蒋介石器重，安毅西征期间，蒋介石秘密召见过杨斌，也派出心腹邓文仪数次试探杨斌的态度，对杨斌的背景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杨斌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政治态度明确，拥有丰富的治军经验和作战指挥经验，是安毅旧部中的中流砥柱之一，各方面都无可挑剔，就差没当面向蒋介石效忠了。
按照杨永泰与何应钦的意见，江西目前中央各部驻军多达十余万，省会南昌和整个南昌地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三个师的警备部队。
这一建议很能打动蒋介石，他知道何应钦的潜在意思是什么，也知道如果能将这九个旅的警备部队调去与**红军作战，起到的作用将会比目前归顺不久匆匆派去剿匪的北方部队要大得多。
严格来讲，这九个旅的保安部队脱胎于安毅时期的独立师和士官训练基地，哪怕战斗力比不上胡家林的独立师和尹继南的十六师，也会超过北方部队许多，特别是在他们熟悉的江西地区，这种优势是其他部队无法比拟的。
蒋介石担心的是安毅和赣中警备司令夏俭的态度，毕竟，刚刚把安毅的第五军团分拆掉，为此安毅把气撒在了始作俑者之一的何应钦身上，如此不计后果的狂野态度，的确让蒋介石十分头疼，一旦安毅想不通再次解甲归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和连锁反应将会十分巨大，尤其是自己器重的学生有可能因此而与自己反目成仇，想到这里蒋介石心里就很不舒服。
蒋介石充满了矛盾，反复思考之后他打算重新启用十七师番号，将杨斌和夏俭的三个旅编入十七师，然后略加整训，即开赴剿匪战场，其他各旅或是保留，或是打散，就容易多了。可是，十七师重组容易，选将却极为艰难，出自安毅旧部的部队虽然作战勇猛，悍不畏死，但却有个相同的鲜明特点，每一个主官都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没有资历不受信任的主官无法驾驭强悍的各级下属。
蒋介石也曾考虑由赣中警备司令部司令夏俭来担任这个新编师的师长，可是夏俭不是自己黄埔一系出身的将领，也不是浙江一系或者麾下政训系统的亲信，在目前加紧军队血统改造的关键时刻，如果任命夏俭这个积功升至少将司令的湖南人执掌中央军十七师，蒋介石怎么也不放心，更不愿把问题留到今后去伤脑筋。
本来杨斌是个最合适的人选，杨永泰上任南昌与杨斌多有交往，对同姓小老弟杨斌的能力和性格赞不绝口，也曾向蒋介石建议适当的时候应该给杨斌一个表现机会。蒋介石秘密召见杨斌之后，也对这位仪表堂堂性格稳重、同是浙江老乡又是保定后期师弟的杨斌颇为赞赏，打算再找杨斌深谈一次摸清他的政治立场，认可之后将杨斌派到川南，担任极其重要的川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和绥靖公署副主任，以便分担一下年轻的尹继南肩上的重任，同时也对尹继南和川南各部驻军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为保障川南军政系统的绝对忠诚增加力度。
除了杨斌这个最佳人选之外，别人去均不合适，弄不好比如今中央特派员刘琨还不如，只有老城执重又是安毅起家部队将领的杨斌是最佳人选，以杨斌的资格和杨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