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元月十日，以**反日为宗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复兴社前身）终于成立，主要负责人贺衷寒、滕杰、康泽和桂永清忙个不停，糊里糊涂添为力行社一员的安毅却没有这份心情和时间留在溪口参加成立仪式和各种会议，作为侍从室中的一员，而且又是军衔最高、影响最大的将领，安毅被蒋介石提前派往杭州，为即将出山的蒋介石打前哨。
安毅接到命令之后，立即率领自己的卫队和侍从室近卫二组，乘坐大小六辆汽车，一大早离开溪口赶赴杭州，那辆被蒋介石称之为重要新型武器的通信车也在随行车队之中，车上的主要操作人员大部分均是安毅麾下技术人员，他们将用半个月时间，对侍从室机要科的通信人员进行培训，任务完成之后方能返回南昌。
位于西子湖畔的“澄庐”，始建于民国初年，原主人是清末大臣盛宣怀的儿子盛恩颐，数年前盛家将此房产当成新婚礼物赠送给蒋介石和宋美龄，蒋氏夫妇的新婚蜜月就是在此度过的。
依山傍水的别墅建筑面积大约九百平方米，周围大树成林，洋楼半隐半现，院子宽阔平坦，点缀以园林式小亭花坛。
别墅共有大小房间三十六间，别墅外墙考究精工细作，端庄沉稳颇有气度，左右楼梯均以汉白玉构建，楼梯半道平台铸有一铜质喷水小鹿，并铸有鱼池一方，楼内的各项设施精美，一应俱全，二楼走廊贯穿南北，宽阔雅致，步入南端的大阳台，山湖美景一览无余，形同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绝佳格局。
安毅来到这儿安顿完毕，立即给蒋介石致电汇报，吩咐各部按部就班开始工作，自己则领着沈凤道和林耀东登上南面的大阳台，遥望白雪飘零的西湖景色，啧啧称叹。
可陶醉不了多久，沈凤道望着湖中花船，听着船上飘来的阵阵歌声和嬉笑声，情不自禁地叹出的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顿时让安毅的心犹如突然掉进飞雪笼罩的西子湖里一般冰凉。
连日来，国内形势再次恶化，汪精卫和孙科领衔的南京政府由于政治分歧和财政拮据，度日如年，举步艰难，只会许诺毫无建树的汪精卫不但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就连身边的盟友也一个个绝望离去，一怒之下汪精卫辞去国府委员和中央常委等显赫职务，在一片指责和冷眼中跑到上海法租界隐居了。
身无分文的孙科也跑到上海，召集各界贤达出席各种会议，最大的目的则是寻求江浙财团的支持，让政府渡过难关，可是早已看穿新政府实质、对孙科的能力普遍持怀疑态度的江浙财团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孔、宋、杜、冯等财阀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孙科，更不用谈与江浙各界探讨什么时局与发展了，上海小报公开指责孙科的各项政策，甚至用“虎父犬子”表达对孙科的不满，呼唤蒋介石出山主政的呼声则日甚一日。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处境下，孙科才知道自己当初倾力倒蒋得不偿失，才知道肩上的担子和责任远非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内忧外患愈演愈烈，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如今非但没有建立一个他就职典礼上信心百倍宣布的新政府，更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秩序，反而迎来了日军频频寇犯北方国土、不断增兵上海制造事端，失业和税收大幅度下滑使得政府入不敷出，就连公务人员和广大教师的薪水也发不起，由此而产生的怨气及反对声可想而知，本来由汪精卫和孙科等人发起的倒蒋舆论，如今似乎每一句指责和控诉都落到了孙科身上，铺天盖地的反对言论甚至不需要更换内容，只需将蒋介石的名字拿掉换上汪精卫和孙科，就能成为对两人领衔的新政府最恰当的鞭挞。
对于即将崩溃的政局以及越来越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安毅也无能为力，对于除黄埔嫡系部队之外其他各军因军饷无着而纷纷盘剥地方、欺压民众的普遍现象，安毅也是无可奈何，他只能管好自己麾下部队，管好自己利润急剧下滑的江南集团，管好正在发展的重要阶段的川南地区，其他事情安毅实在是无能为力。
让安毅心情较为放松的是，二十四军三个师的编制获得蒋总司令的慷慨同意，并从本月开始由蒋介石负担二十四军的军饷和装备补充开支，加上朱培德的滇军、蒋总司令的黄埔嫡系定购的十二辆新型通信指挥车、以及蒋总司令以实物方式资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盟友张学良而购买的三百辆军卡，安毅的二十四军和江南集团得以度过最为艰难的财务困境，不需要再为这些繁琐的事情太过操心。
此后两天，安毅都在繁忙之中度过，新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拄着根拐杖来找安毅，并设宴为在江西共事多日的老朋友接风，安毅也是匆匆而过匆匆而回，整个过程还不到三个半小时，原因是前来拜访投贴的军政显要和各界名流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中外记者也像是闻到腥味的苍蝇一样蜂拥而来。安毅作为替蒋介石打前站的最高官员，相当于是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对来访者自然得一一亲自接待，丝毫不敢怠慢。
似乎一夜之间，全中国都知道蒋介石复出在即了。
十三日中午，蒋介石一行终于抵达杭州，蒋介石的结义兄弟黄郛也从上海赶了过来，让安毅意想不到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也随蒋介石而来，“澄庐”一时间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
此时的安毅，却相对轻松了许多，因为侍从人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