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康泽后，安毅才发现长期以来自己只注意日本和各地实力军阀的动向，却从未关注过来自红军、来自苏区的情报。由于自小看红色影片长大，加上养父是个老军人，安毅对红军的高层普遍抱有好感，故此对其权力层的更替和方针政策的改变，大都抱着任其自然的态度，从未想过干涉，因为他确信主席最后肯定会脱颖而出执掌大局，自己只需顺应时局随波逐流，集中全力对付日本人就好了，故此才会出现对现在的苏区一抹黑的情况。
不过，许继慎的死给安毅敲响了警钟，他不知道还有多少熟悉的黄埔师兄弟会在这场肃反中死去，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江南集团和麾下各军会有什么影响，对于脑袋中那可怜的历史知识第一次有了怀疑，于是迅速调动工作人员搬来库存情报，对长期以来自己疏忽的地方作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用了一个下午时间才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理清脉络，明白了苏区这场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将肃反发扬广大来自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湖南省嘉禾县人李韶九，此人曾在衡阳的中学读书，没有毕业便于一九二六年南下广东加入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随军参加了北伐，并被任命为该军第五十四团一个连的指导员。二七年七月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李韶九随团驻在南昌市内匡庐中学，正好遇上了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凌晨，五十四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韶九也成了俘虏，随后参加起义军，随部队南下到了广东东江。起义部队溃散后，李韶九被派往江西安源进行活动，并于二八年成为**党员。
三〇年初，李韶九被任命为红军第六军第一纵队政委；六月，他出任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八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十一月，他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
三〇年五月，江西苏区开始“肃ab团运动”，方法是对有嫌疑者“拿起来审讯”，“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乃至“最残酷拷打”，然后对定性者“采取非常手段处决”。
这一年十二月七日下午，李韶九带着一个连的士兵来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他先命令“将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然后亲率“士兵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尽行捆绑禁闭，其他工作人员一概软禁。
当晚，李韶九亲自开始审问。他并不多说，也不听受审者的申辩，“只是问你们加入了ab团承认不承认，何时加入其中，组织情形如何，策略如何，负责人是谁，忠实报告出来”。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人自然不能承认，李韶九就命令手下对他们“致以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拷打，一面榨，一面招，如受刑时还不招的便加重刑”，直打得那些“犯人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说话不得”。
经过这样的审问，“犯人”们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ab团，并被逼供出其他的“ab团成员”。如此这般抓、审、抓，“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安队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
随着肃反的扩大，三一年四月，李韶九被任命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整个江西苏区的肃反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很快，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以下到副排长的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接着就是在苏区“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掉ab团”。这次**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除了以前那些外，还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
情报中说去年七、八月间，李韶九因时任赣南特委书记陈毅抓ab团不力，有心要把他也打成ab团，多次从侧面进行威吓，以致陈毅一度颇为紧张，他年轻的妻子也因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了。
随着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大力支持，肃反运动迅速在各大苏区扩大，只要某人“可能”是“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特务”，就是“心中有鬼”，就应该被杀掉。有几个青年男女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ab团”、“特务分子”，无数红军官兵和群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这个时候，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