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停战协定由熊斌及冈村宁次在塘沽签字。
协议四大条款是：第一、中**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不得有挑战扰乱之举动；第二、日本军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撤退情形；第三、日本军撤至长城之北，不越过延庆芦台线进击，并自动归还至长城线；第四、长城线及延庆芦台线之间，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
停战协定的顺利签署及其内容于次日公诸于众，在国内引起预料中的轩然大波。
政务院长汪兆铭向中外发表谈话，毫无廉耻地表示“塘沽协定的签署仅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乃局部缓和，无碍领土主权”，故意漠视了日军仍然占领山海关、秦皇岛、热河地区以及东北全境的惨痛事实。
汪精卫的张嘴说瞎话，立刻引发全国各界的强烈抨击和愤怒，北平、上海、武汉、广州、南宁、杭州、石家庄等十七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
早有准备的南京政府迅速发动全国新闻管制的同时，利用资本家、买办甚至汉奸等亲日派和妥协派把持的报纸杂志，展开声势浩大的舆lùn_gōng势，以“和平发展、维护稳定”等等堂而皇之的借口，巧言令色颠倒黑白，粉饰太平高唱赞歌，各省市警察宪兵倾巢出动，对所有的游行展开坚决镇压，无数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遭到逮捕关押，“危害社会稳定、散布谣言攻击政府、诽谤中央领导、非法组织不明真相之民众冲击政府机关、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一切罪名，再次被扣到了**头上。
值此关键时刻，手握重兵的华北各部将领万福麟、于学忠、宋哲元、商震等，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否认华北各军反对塘沽协定的签署，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缔约条件。
汪精卫随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陈述塘沽谈判的“事实经过”，表示和平共处是国民政府根本方策，不会受到任何反对势力的影响。《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率先发表了“恢复民生、发展经济”、“稳定高于一切”的长篇社论，无数彷徨的爱国青年迷失在混沌一片的政治迷雾中。
仅仅两天时间，波及全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在高压政策和主流舆论的“引导下”，迅速偃旗息鼓。
六月三日，本以为局势获得有效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喘息未停，一场波及全军、震动中外的危机突然爆发。
早在塘沽协定签署的次日，华北东线战场的中央军二十四军三个师、湘军四十四军两个主力师，就奉战区最高司令长官何应钦上将之命，尽数撤离东线战场，开赴廊坊、保定休整待命。
六月三日上午八点，在中央军委和蒋委员长签署“调集二十四军三个主力师赶赴江西南昌、抚州、赣州剿匪战场”命令的前一日，二十四军十六师师长谢驰、三十九师师长夏俭、四十四师师长顾长风三大将领，突然向外界宣布了一个令全国上下无比惊讶的重要决定：
由于长时间征战、以及各师伤病、超期服役和军需补给困难等原因，各师借此休整之机，同意三个师共两万六千名在保家卫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官退役，从即日起发放军饷和退役抚恤金，欢送战友们离开军营，返回家乡。
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所有军民都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决定，都不愿意这支功勋卓著、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尊严和自豪感的英雄部队大规模退役。
《大公报》、《申报》、《时报》等十数家主要新闻机构迅速反应过来，无比沉痛地报道分析之余，大声呼吁尹继南、顾长风、夏俭、谢驰诸位将军，慎重考虑当前时局，考虑国民感情和安家军身上承载的无限希望，收回就地遣散退伍官兵的仓促决定。
军中元老朱培德、李济深、蒋光鼎、张弘栾、贺耀祖等人纷纷发表公开意见，对安家军的中流砥柱二十四军三个精锐师将士大规模的就地退伍决定，深表痛心，呼吁蒋委员长立刻与安毅、尹继南两位将军进行协商，避免革命军中最具战斗力和纪律性的功勋部队“自毁武功”。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随之发表通电，对二十四军三个主力师的这一决定“深感震惊和遗憾”，第一次郑重地呼吁“安毅将军”再次做出慎重而妥善的考虑。
六月三日下午四点五十分，庐山委员长官邸。
脸色铁青的蒋介石将手中杯子用力摔到地上，冲着一干吓得脸色苍白的文武心腹大声呵斥：
“没用的东西！都没用……一整天时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不但不能阻止二十四军那三个混蛋的行动，反而处处落人口实，让我陷入无比被动的政治局面！还有，还有何应钦和那个尹继南，不是说已经飞到保定，全力制止了吗？为什么仍然让两万多身经百战的官兵从容离开？啊？说啊！你们哑了……”
杨永泰、陈立夫等心腹和邓文仪、王世和等十几名心腹将校惶惶不安，垂头而立，谁也不敢在蒋介石盛怒之下上前一步。
此刻的杨永泰，已经顾不得自己的政学系与政敌陈立夫系之间格格不入的明争暗斗，悄悄伸手捅了捅陈立夫的腰背。
陈立夫微微叹息，沉思片刻，只能硬着头皮上前一步：“委座，此事属下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华北战区司令部也要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