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金碧辉煌的北京饭店里，看着服务员跑前跑后的端茶倒水，王亚平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坐国内顶级的豪车来到国内顶级的豪华饭店，这里其实没有多少物质上的获得，但精神上的快乐却不断的刺激着他。
同样是暗箱操作，80年代人也是理想化的。请客吃饭，喝酒礼让，给足面子，往往就能让人心甘情愿的帮忙，再要是发展30年，受贿的官员宁愿在漆黑的小巷里交易壹佰万元，也不愿在古色古香的包厢中拿走10万元的红包。当然，要是在优美的环境中递出壹佰万元的红包，领导也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与领导们相比，10年代的女孩子们其实是很追求理想和浪漫的，坐顶级的豪车到顶级的豪华饭店，用不着多少物质上的获得，她们就会因为精神上的满足而快乐无比。
“点菜吧。”杨锐看着茶水都泡上了，叫来了服务员。
北京饭店的服务员素质很高，至少就表面来看，个个都是身高腿长，面貌端庄的年轻女孩子。
负责该桌的服务员站到杨锐面前，递出红色福字封面的菜单，声音轻柔的道：“先生，我们饭店是收取外汇券的。”
“我知道了。”杨锐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王亚平的眼皮却是跳了又跳，继而得到了更深的满足感。
80年代的北京饭店是学老外的，菜单翻开来仅有一张，总共只有一排十个竖写的菜名，工整的撰写在菜单内页的宣纸上，隔段时间就由厨师更换。
菜名也是由原材料构成的，和西餐一致，其命名通常是“肉末粉条”，“西芹百合”这样的格式，不会出现“蚂蚁上树”或“喜庆百合”这种名字。同时，杨锐手里的菜单也没有价格的，对于精打细算的中国人来说，这会让很多人不能适应。
王亚平瞥了一眼，笑道：“少点两个菜，随便吃点就行。”
“我先点，完了你再补。”杨锐笑了一下，开口道：“先来一个鲍鱼三鲜，再要一个油浸鲜鱼，罐焖鹿肉也来一份，再要梅花素烩和枸杞牛筋汤，水果点心各来一盘。”
总共十道菜，杨锐就点了七道。
再把菜单递给王亚平的时候，后者一个劲的摇头说：“太多了，去掉几个，咱们三个人就要三个菜就行了。”
毛启明则抬头问服务员：“菜量大不大，我们三个人几个菜够？”
服务员笑了一下，尚未说话，杨锐摆摆手打断说：“我来吃过几次了，我的胃口大，水果点心不算菜，就按照这个上吧。”
服务员点了一下头，下去了。
毛启明低声道：“菜单上没价格，这得多少钱啊？”
“平均一道菜20块左右吧。”杨锐说的是外汇券，也就是10美元的价格，妥妥的宰掉老外的汇率幸福感。
王亚平默默一算，7个菜不加茶水，这就是140元外汇券，等于70美元，或者六七百元人民币。
按照大学生毕业四五十元的收入来说，这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普通人一年的薪水。
这么多钱，杨锐要是直接塞给王亚平，他是肯定不敢要的，但换成一餐美食，却让王亚平的精神升华了。
换一种说法是王亚平的心灵被金钱炮弹腐蚀的更深了。
回到学校，王亚平差不多是把杨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办了。
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毛启明的学生会申请就被通过，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学生会宣传部干事。
同时，王亚平还自做介绍人，推荐毛启明入党。
毛启明惊喜万分，更是对杨锐万分感谢。
在1984年，入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对大学生更是如此。
普通工人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是否入党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能不能提干，能不能升官，多数还看领导的决定。
但在大学里，大学生的未来差不多都掌握在毕业分配这一环上。
分配的好就好，分配的差就差，对普通人来说，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
从2015年倒走30年，大多数人都很难挣脱当年分配给自己的命运。
留校或分配做大学老师的学生，多数继续做了大学老师；分配做记者或编辑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报社或杂志社；分配到部委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部委；分配到国企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国企；分配在北京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北京；分配到县乡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县乡。
从一个城市调工作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份工作调到另一份工作，比下海创业还要难，而下海创业的成功系数，比升官发财还要低。
大学生入党对毕业分配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小处说，在大学入党的学生的党龄变长了，有利于资历的积累，从大处说，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譬如后世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那样，有的岗位要求硕士生，有的岗位要求基层经验，有的岗位又要求党员，什么都不要求的岗位，往往是数千比一的数据来源，而要求越多的岗位，能够竞争的人就更少，这些岗位还往往更好。
对80年代的北大学生来说，毕业以前入党，铁定进入极好的党政机构工作，使劲跳一跳，如国务院办公厅这样的机构都能够触碰到。
毛启明是个甘于“庸俗”的学生，他的梦想就是分配一份好工作，做个大官儿，和古代的进士官儿也没什么两样。
杨锐用自己的资源给了毛启明这样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