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倚山而立，一条窄而干净的水泥公路从青山里蜿蜒出去，从高处看去犹如一条群山中的白蟒。
以前，还没有这条公路时，通往县城的唯一陆上通道是一条饱经沧桑的青石板路。雨天路滑，小孩子走上面整个一摔跤比赛，走下来，衣服裤子要裹一层泥水。
大人一开始自己的小孩狗日的不好好走路，最后一看所有小孩全他妈的摔成了泥人，便开始骂这条路是狗日的。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担心日本鬼子沿着这条路进入村庄，日本人没有来，倒是袍哥经常从这条路进村抢粮。
报警员待在阿姆山的山顶上，看到山丫口的袍哥队伍便使出吃奶的劲儿敲锣，山下的人立即抬着粮食躲进地窖避难。
袍哥听到锣声，知道粮食被藏到了地窖里，直接冲进地窖里抬走了粮食和漂亮的村姑。听老人们说，那会儿年轻女人都留短头发女扮男装，袍哥一进来就往脸上抹大粪。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小时候我们拿着木头做的机枪，用流氓腔调学这句话，霸气侧漏，不可一世。
除了袍哥，还有一群跟袍哥的性质差不多的团伙，他们看不惯打家劫舍的低端组织，每次进村彬彬有礼，挨家挨户收粮，要保护费。
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袍哥，但每次进来的扫荡跟袍哥无二。
老乡，给点粮吧。
老乡不给的话，他们一边把衣服掀开露出腰上的毛瑟**把儿，一边客气地说，老乡，不给就不好意思了，俺们这子弹可不长眼儿了。
我爷爷说，袍哥还讲义气，虽然抢了我们的粮食和女人，但这镇子要是遇到灾荒，他们运来粮食分发，还帮着修水利工程。
另外一伙人就不一样了，进来只顾吃喝拉撒，完了一摊尸扑街，啥都不管，最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后来，没人来抢东西了，这里的人什么都不怕，除了山神水鬼。
再后来，山神水鬼也不怕了，那是老祖宗的“四旧”，破烂玩意儿，全部得推倒。
什么祠堂、龙王庙、土地庙，全他妈的被付之一炬，连镇北面那棵被世世代代拜祭的千年古柏也被砍了。
被砍了之后没完事，还戴着高帽子被批斗了半个月。树被戴高帽子批斗，这绝对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荒诞不经的故事，没有之一。
人，一当什么都不害怕，将会变得异常令人害怕。
20世纪90年代后，小镇修通了公路，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修起了客栈，游人多了起来。
原先这里的居民心无戒备，一代代人从土里生长出来，又在土中消亡，人人呢吮吸着最纯的土地的气息，踏在坚实的紫色土壤上，无意识地延续着陈旧的土的文化。
老人经常告诉我们，土地是一切事物的答案了。
土地再纯洁，终究要长出恶之花。直到三个孩子失踪，我们再也不相信土地的纯洁性了，土地孕育人，控制人心的是人，与土地无关。
从北京刚返回镇上的第二天，疑云再起。时隔二十年，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诅咒。
第三天，我去派出所找周伯，看到他办公室里人满为患、乌烟瘴气。
人生第一悲，莫过于失后之痛。文武的妻子眼睛红肿，披头散发，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
周伯看到我去，立马迎出来。
他让我进屋坐，我说在外面聊聊。
我问：“小女孩现在什么情况？”
他眉头紧皱，说：“还是没有任何线索，这次是公职人员的孩子失踪，上面很重视，县里派来了两个协查员。”
“这次您老还相信什么河神山魈发威吗？”
周伯无奈地摇摇头说：“当初这三个娃儿失踪时，都有目击者看到山间有刺眼的白光。小宇啊，有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就不等于他们不存在。”
周伯指了指阿姆山又说：“如果现在山北面飞过一只麻雀，我们下边的人是不晓得的噻，但如果人站在山上，他就看得见那只麻雀儿，你说对不对嘛？这取决于我们站的位置嘛。”
我说：“周伯，您老人家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一直尊敬您，但这件事上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毕竟人命关天。”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老汉儿跟你都是文化人，说说你的看法嘛。”
“这麻雀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它都飞过了，只不过是我们感知与否的问题。暂且不讨论哲学、鬼神，谈点具体的。现实中有的刑事案件实属偶然事件，作案人没有预备、没有动机。但更多案件有蛛丝马迹可寻，二十年前尹德基的妹妹失踪，一个月后双胞胎失踪，这两起事件您觉得没有联系？我估计都是同一人所为，熟人作案，拐卖儿童的可能性小。小镇一条路出去，那时出去的要道都设了关卡，一个外人跑到这个穷乡僻远的地方一个月内作案两次，不太可能。作案人应该还在镇上，而且大家都认识他。”
周伯说：“你的意思是，全镇三四百号人都有嫌疑？二十年前与二十年后，这个人为什么要隐藏二十年？”
我点点头说：“对，包括我自己也有嫌疑，刚到镇上的当天晚上便发生这事儿，我倒觉得挺诡异。二十年啊，很长也很短，足够一个人从恶到善，又从善到恶，足够让心魔慢慢复苏，也许只差一个偶然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魔鬼便出笼害人。”
周伯伤感地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死了也要把这堆肉埋这里，我啊，一直相信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