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李泽厚所谓的“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下海经商、著书立说、写诗言志，以文会友、泡妞，所有理想在经历过压抑后，慢慢复苏。
我听我父亲说那时校园里公园里荒山上，读诗会搞得轰轰烈烈，理想、把妹两不误。
那时流行“先锋”一词，最后不少电影人、艺术家不幸整成了“先疯”。每个时代都有先锋，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人站出来对固有传统说伸中指，再试图建立新格局。
我喜欢先锋电影，比如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这些**潮人精的杰作，可光影情节的滥觞最初不是来自他们，而来自桥边镇。
我记得镇上的电影院非常小，只容得下不到一百号人，放电影的崔老伯养了一只两个眼睛不同颜色的赖皮猫。他运筹帷幄，掌管电影院的一切，从卖票到放映一条龙服务。
崔老伯什么都喜欢催，进场慢了催，退场慢了催，电影还没打字幕就催着断片，常常被观众骂，咒这个死老头儿是不是急着去投胎。
唯一一次逞能是他打死了一条入侵电影院的蛇。当时电影院正放《人蛇大战》，一条菜花蛇收到同类的sos信号，爬到一女生腿上玩耍，这女生以为旁边的男朋友在摸大腿，撒娇说你这坏蛋怎么这么心急。
他男朋友莫名其妙地说，心急个鬼。
这女生一看腿上……
“啊！”只听见一声刺耳的惊声尖叫，随即大喊喊“电影院有蛇”。个个跟被打昏了的兔子似的四下逃窜，只有f4坐着岿然不动，津津有味地看电影，心想大人的世界没法理解，不就一条蛇吗，这玩意儿我们缠在脖子上当围巾玩。
崔老伯二话不说，提起蛇尾巴抖了抖，那蛇便一命呜呼。
所以，崔老伯的一条龙服务缩水成了一条蛇服务。
但骂是骂不死他的，他照样催，跟催命似的。本来大家劳作了一周到电影院放松一下，却被催命，谁来都不高兴。
电影院门口的小黑板提前预告下周的电影，主演的名字也会写上。我们最期待林正英的僵尸片，缠着大人给零钱买电影票，一毛钱一张，座位随便坐。
耿浩最积极，不吃饭晚饭去抢座，抢到最好的位置都让给卢泽汓，因为他矮，坐后边只能看人家的后脑勺。
僵尸片相当给力，看得人欲罢不能，看完后崔老伯总被观众骂，不是因为他催命，而是因为僵尸片让他们晚上睡不着觉要做噩梦。
崔老头儿这时喊冤了，说我就靠了，我又没强迫你们看，看爽了反而找我的茬了。想想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看完僵尸片不过瘾，便跑到我家里让我爸讲《聊斋志异》中的《尸变》的故事，讲了几百遍都没听腻，这故事经过我爸的口，像有魔力般被赋予了新意。
四个人靠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全程无尿点。偶尔窗外的甲虫飞进来碰灯上晕死后在地板上撞出响动，把我们吓个半死。
我爸一边讲述一边形象地做出僵尸的姿势和神态，以至我们确信不疑，那种嗜血的古怪生物一定存在。加上被甲虫的动静吓的，听完故事后基本人就全死了。
他们仨怕得瑟瑟发抖，呆坐着不敢出门，只好留宿在我家过夜。四个人挤在我的小床上玩僵尸的游戏，一个人扮演僵尸，三个人拌人。人用被子捂着，僵尸要想办法咬到被子下的人。
这游戏真他妈的弱智，但我们常常玩通宵，天亮了才横七竖八地睡去，我妈再给我们盖好被子。
后来电视普及，再加上催命的崔老伯终于把自己催进了棺材，电影院便荒废，成了二流子赌博酗酒和情侣打野战的场所。
那时在电视上看《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鸡毛信》，一样废寝忘食。看完之后f4做梦都想当电影里面的小英雄，捉几个日本兵来玩玩。在做“抗日英雄”的游戏时，“日本兵”们拿着木头做的机关枪，口中年念念有词，什么“花姑娘地有”“哟喜哟喜”，均愿自电影里那些凶狠的日本兵。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告别了“唐·吉诃德时代”，开始试着思索一些问题，比如，日本人真的那么蠢吗？一思考，更多问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了。
再后来，vcd机兴起，镇上有了出租光碟的小店，看《终结者》《侏罗纪公园》《大白鲨》《星球大战》《异形》《教父》，当然，经典的sān_jí片《卿本佳人》《蜜桃成熟时》就不用说了，算小镇青少年的必修课。
越往后，看的电影越有深度。科波拉、库布里克、格拉西莫、昆汀、林奇、希区柯克、黑泽明、伯格曼……一方面娱乐电影不丢，纯粹的文艺片也更多地涉猎。
到大学时，选修了北京大学的一门影视理论课，那老师是个文艺老年，讲课诙谐幽默，常喝完酒来讲课，一边打臭饱嗝一边在台上论古博今，电影内外，人生艺术，均被他融会贯通。
但搞不清他哪句话是疯话哪句话是正常话。这老愤青说：“你们这些学文科的书呆子与其老老实实读四年书，不如看四年电影更有益处。”
于是，在宿舍里我跟袁正、杨尘君常猫在一起看电影，基本到了每周四五部的节奏。算上小电影，大概每周20部的样子。总体来说，看国外的电影多，国内导演碍于种种原因，能拿出手的没有几部。
大四刚开学，一位叫杜锋的牛逼哄哄的青年导演拍了一部叫《深井》的描述矿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