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爸让我猜谜语，问什么东西最不怕冷。
我想了半天指着河里的鸭子说，它们不怕冷，因为这么冷它们还在水里撒丫子欢叫。
我爸说，鼻涕不怕冷，越冷它越想出来。
冬天的北京干冷，不像南方的冬天那样冷得人流鼻涕。北京的冬天可以蜷缩到屋里吸暖气，而南方的冬天钻进屋里还是被冻得流鼻涕。
北京的冷直接、生硬，南方的冷委婉、灵动。
南方没有暖气，锥心刺骨的冷让人无处可逃，一到冬天不爱活动的小孩子的脚上长满了红彤彤的冻疮，像水蜜桃一样，鞋子都穿不上。
镇上有个老人晚上睡觉加被子太多最后被被子活活压死了，听上去邪门儿。
又一个冬天来临，生活波澜不惊。出版社的工作比较清闲，周末下班后走出办公楼，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冷风把脸被吹得失去了知觉，偶尔走过一对相拥的情侣，冰冷的街道便不再那么孤寂。
离爱这么近又那么远，让我想到了老狼的一首歌叫《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
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
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
候鸟已经飞了很远
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
此情此情，这歌于我太应景。
回住处的路上看到杨尘君在熟食店买猪蹄，我想这家伙跟前女友复合后是要破戒开荤吗。便走上去问：“你这是什么情况？”
他说：“咦？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加班了，有本书急着要出版。”
“吃饭没，给你多买一份。”
“吃饱喝足后回来的。”
“哦，那好吧。”他把猪蹄夹在腋下，一边掏钱结账，一边说，“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大冬天的睡在路边瑟瑟发抖。”
“然后你菩萨心肠犯了，把他带回家里了？”我帮他拿起夹在腋下的猪蹄问。
“对，收留一下人家吧，他挺可怜的。”
“那你这猪蹄是给他买的？”
“嗯。”
我们回到住处，见一个蓬头垢面的长头发年轻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用陌生的眼光四处打望。
平时这家袁正不经常回来，偶尔回来一次便拉着我俩出去吃喝。多数时间只有我和杨尘君在，我们每天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这脏哥们儿在我们这屋里一坐，顿时有大姥姥进大观园的即视感。
杨尘君介绍我说：“室友曾小宇。”
他站起来伸手过来跟我握手，说：“我的笔名叫兰亭子，游吟诗人。”
历来对“在路上”的人比较感兴趣，比如高中时的于越，他们不仅能想而且胆大，敢做。我这种人满脑子的浪漫花絮和天马行空，却不敢付诸实践，只能天天做浪迹天涯的白日梦，纯属意淫的主。
中世纪，人们总是把流浪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起，那个时候，爱自由的人都要被麻风病，逮到了就被弄死。
流浪者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在我看来，流浪的人都患“麻风病”，这“麻风病”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还有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
诗人头发花白，脸忧郁，脸上不知道是长的雀斑还是污垢，脏脏的。
颧骨很高，不服从地从脸庞上凸起，似乎抗议着世俗教条，又有几分玩世不恭。一说话一嘴被烟熏得发黑的牙齿暴露无遗，乍一看像野生梁朝伟。
野生梁朝伟抱怨说现在没有诗了，写诗的人应该去西藏。
诗人问我喜欢读诗吗，我说：“只喜欢读古诗词，现代诗在五四时候出现本来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起到了抗议旧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却急功急利地夸大了社会功能，把诗歌的艺术性抹杀了，所以现在见人都能当诗人，随便说句口水话多打几个狗屁逗号就是诗了，既没有韵律与格式，也没有思想和情怀。”
诗人“哈哈”大笑，过来跟我热情地拥抱，老子差点没喘过气快憋死了才放开。他自嘲地说：“那我就自作多情一回吧。”
诗人从他的破背囊中拿出了一本诗集，叫《朝圣》：“这是我自费出版的诗集，见笑了。”
我接过诗集说：“谢谢，一定会好好拜读。”
我翻看着他的诗集，他此时已饿疯了，拿过杨尘君买的猪蹄毫无芥蒂地狂啃起来。
啃完之后也不擦手，从口袋里摸出软装的廉价大前门烟盒，手指伸进烟盒探了探，发现空空如也，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杨尘君说：“你等一下，我去帮你买烟。”
诗人连忙拒绝说：“杨兄不必客气，这天寒地冻的，我等在这屋里聊天已是机缘巧合，不吸烟也罢。”
我们跟兰亭子兄聊高兴了，谈到了拜伦、雪莱、普希金、泰戈尔，谈到了郭路生，又谈到了北岛。
诗人四处流浪，知己难觅，遇到我们不能自已，真情触动，深情地说：“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人们躲避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诗人使我们卑劣与渺小。诗人的孤独、绝望、反抗是社会的良知，北岛他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为诗人。”
杨尘君在旁边听得入神，撑着个脑袋说：“那个年代还有理想和信仰，我们现在信什么？想想这代人相当悲剧，虽然吃喝不愁，但精神饥渴难当，有理想的人反而被视为怪物，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