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里卧虎藏龙，多年之后我才想起，不是别人都在长大，而是我一厢情愿地不想长大。
除了王佩华，我始终想不起还有谁会对我下手。
鲁迅当年说，自己走夜路常带着一把匕首，可是这个年代，人心依旧险恶，我要是带把匕首，坐地铁过不了安检。
那就等吧，如果王佩华能帮我找到点线索，也算是为耿浩报了一刀之仇。
袁正说他兄弟多，让人帮我找找看，要是一有那厮的消息，立即通知我。
他还让我去帮他做事，我当然严词拒绝。
我热爱我的工作，至少刚毕业的时候是这样。慢慢从热爱变为喜欢，从喜欢变为还好，从还好变成爱咋咋地。
一个人要多自虐才能爱上自己的工作？我不会，爱上自己的工作，就如同爱上****却不爱做爱。
工作就是工作，一个谋生的手段轻易。
我见过加班三天三夜直接呕血的it男，也见过吃泡面吃成了胃痉挛的所谓“商业精英”，他们在奋斗，同时也在慢性自杀。
在出版社，没有谁加班到三天三夜，也没人吃泡面。明天能完成的事情绝对不会在今天完成，能拖就拖。
出版社阴盛阳衰，上班慵慵懒懒。几个女生凑在一起聊八卦，大妈则凑在一起拉家常，半年呼啦就这样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社内雄性动物太珍稀，除了梁溶月，其他编辑室也有女生对我有那么一点好感。甚至毫无羞耻极度自恋地说，是暗恋我。
暗恋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抽屉里偶尔有情书，还有小礼物。虽然情书上没有署名，但我一看那字迹便知道是谁。这叫看信识女。
斯人已去，心灵仿佛关闭了。我试着努力不去想她的生活、她的现在，或者她在做什么。
在听理查德?克莱德曼，还是一个人在淋雨？她那个官二代对她怎么样，会不会打她？她会不会想起以前的我们？
有时想想自己真******啰嗦，像个娘们儿。于是只能看书和运动，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终于，在我来出版社的第二年，慵慵懒懒的生活走到了尽头，厄运来了。
言论管制的时代，做出版媒体的都得夹着尾巴，跟狗似的。
李社长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慢慢就习惯了，要知道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是他们的敏感点。
后来我发现都扯淡，他们跟吃了****似的，浑身都是敏感点，到处都是雷区，碰不得。
有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叫于剑荣，他关注底层社会，常为上访民众呼号，甚至免费做他们的律师。
自从贺飞出版了我的《紫土手记》以后，常带着我去跟文艺界的前辈交流。其实我不善交流，大部分时间是去混吃混喝看别人交流。
在798艺术区的一次文人聚会上，认识了于剑荣。
当时他写了本文集叫《父亲是流氓》，正筹备出版。
跟他一聊，甚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我说愿意让政法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他十分信任我，当即便答应了。
这本书是于剑荣近几年的杂文合集，收录的文章一针见血，对社会的痼疾做了全方位的针砭。此书一出版，立即成为了畅销书，半年内加印了两次。
于是有人盯上了，说这本书没有“正能量”，问题太“尖锐”，跟报喜不报忧的舆论向导冲突，要求出版社马上下架，还给了出版社一个警告处分。
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我自然难逃干系。
在李社长的办公室，我说，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把辞职信递到了他手上。
李社长晃了一眼辞职信，嘿嘿一笑，随即撕掉扔进了垃圾桶。
他让我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这本书要出，必须出，出了我们也不后悔！我们做出版的，难免会遇到这种问题，不就一个警告处分吗？我老李不怕这个。你回去吧，继续这样保持这股劲儿，好好干，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然而，有一个叫宋学的副社长却不认为这样。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用东北味强烈的语调说：“你这个事情可严重了！警告处分，知道什么情况吗？出版社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处分过？这简直……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您放心，我会做好后续的弥补工作，然后辞职。”
宋学没有说话，只是奸笑了一下，摆摆手让我出去了。
他的儿子也在这出版社，出版社的人老是拿我和他的儿子比，虽然我从来没把他那儿子放眼里。我走了，皆大欢喜。
为这件事，社委会召开了一个会议。
一方自然是保护我的，以李社长为首的大部分人都以为，这个选题没有问题。当时全票通过，如果有问题应该大家承担。
以宋学为首的另一方表示，选题是我一手主抓的，现在出了问题，自然要由我来承担。建议出版社解除对我的聘用。
宋学不依不挠，大家都认为太小题大做。
不少人围在会议室门口听社委会争论，我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
这时，一个尖锐的声音把我吵醒，是从会议室里传出来的。那声音跟维塔斯有一拼，全栋楼的人估计都听得见。
我翻身起来，来到会议室旁一打听才知道，梁溶月刚才冲了进去。
只见这姑娘气宇轩昂，扯着嗓子吼：“大家安静下，我说两句！”
社委会都是中高层领导，一个小编辑对着领导这样吼，有点技惊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