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国开会，向来有个传统，那就是遇事总爱推诿扯皮。徐烈一纸“赎金通电”，让本来思想已经高度统一的朝廷，突然又变得复杂起来。
譬如这本来就觉得应该重兵围剿的一伙人，顿时把徐烈这个通电的不知所谓、无赖嘴脸等无限放大，大有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就是连光绪这个觉得徐烈是个知兵之才的人，也觉得徐烈此举简直有辱斯文，有失人格。
好吧，大家都同仇敌忾，那就重兵围剿吧！
可是，在谈到朝廷可派之兵时，大家又一下子蔫了。因为，朝廷的可战之兵，上次一战已经折扣七八，京师及附近的武毅军、甘军及新军三军余部加在一起也没两万人。
全国还有近百万绿营？确实，这也是大清的兵数，但是个人都知道，当今的绿营，在地方上缉拿个盗匪或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可能没多少问题，但要说与蒙山军作战，此前张汝梅带一万人马前去剿匪，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绿营，是不堪一战的！
要么，请列强出兵帮忙评叛？貌似，似乎，这一招的利与害，此前已经作过论述，即便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敢特别坚持。
“皇上，臣以为对于徐烈的‘赎金通电’不宜过份解读。战俘需要赎金去解救，在龙国古代，也不是没有先例，而在西洋诸国，亦属于他们的传统。微臣看来，这徐烈此举，怕是受了西洋的影响。”关键时刻，还是康有为康大人能顶得起。
康有为当然顶得起，而且必须顶起。虽然平行时空没发生百日维新事件，但并不表示康有为的理想就一帆风顺，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绝对知道慈禧对他是多么的不感冒，而他惟有紧抱光绪大腿，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现在，光绪拥有了独立处置山东之事的权力，这对于康有为或帝党一系的人来说，用后世语境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那就是没了后党掣肘，康有为等人可以放手而为，从而建功立业；挑战，那就是山东之事非常复杂，搞好了大家有利，搞不好随时可能面对帝党的反扑。
在这种情况下，帝党一系的干将自然得顶上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
“不宜过份解读？哎呀，康爱卿，你这个观点好，你这个观点啊……哦呵，诸位爱卿，你们觉得如何啊？”实际上，此时的光绪因为连续的扯皮讨论，其气已经消失了大半，但是，自己也不能出尔反尔啊，所以，康有为一句“不宜过份解读”实在是太好了，太有才了。
其实，不止是帝党或主张招安的大臣有这种想借梯下台的想法，即便是主张严重重剿之大臣，同样也想借梯下台了，因为他们发现，所谓重兵围剿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现实的情况是朝廷根本就无兵可派！
以其这样，还不如招安、安抚之策见效更快。
于是，朝廷的钦差大臣梁启超在又停留了两天之后，才开始带着几名大内侍卫启程。
就在梁启超启程之时，蒙山军已经完成了战后一周的各类总结，并敲定了下一部的扩张计划。
而计划敲定之后，当即便是向莱芜、沂源、沂水、莒县等地出兵。所以，当梁启超这位钦差大臣的人刚刚到达济南之时，徐烈蒙山军占领沂蒙附近几县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至于朝廷，当然也收到了消息。只不过这个消息不是徐烈的通电，而是从上述占领区逃离的一些官僚、乡绅。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哪怕大多数乡绅对徐烈的蒙山军并不反感，甚至还持欢迎态度，但这个也只是大多数，而不是全部。一些乡绅因其利益所在，必须站在徐烈和蒙山军的反面。因为他们更大的利益在于朝廷，而不在于蒙山军。
而徐烈的态度则是，这些想走的人，那就走吧，能带走的家产都带走吧。但是，地产、房产等不动产得留下来，谁买去都不行。
也就是说，要走你人可以走，但土地房屋得留给蒙山军，不能转让给他人。当然，如果愿意留在蒙山军治下的人，则什么都不受影响。
徐烈要以此敛财？答案非也。这点钱，甚至就是赎卖聂士成要价的五百万，徐烈都不太在乎，他要求逃走之人留下田产与房产，说白了就是给那种不给自己面子的人一点小小的惩戒。
梁启超得到徐烈已经占领沂蒙七县的消息，便停在济南不走了，他得再讨要尚方宝剑，此前所说的给个知府的议案，此时显然已经不太合适，因为徐烈轻松地就占领了比一个知府管的地盘更大的地方。
其实不要梁启超发电报，朝廷又开始了新一轮会议。而此时就连光绪本人，也不知这徐烈的底线在哪里了。
此前，朝廷议论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徐烈似乎只愿意呆在蒙阴那地方，虽然实力强悍，但却没有占领其他地方的迹象，由此有人认为徐烈就是一枚悍匪而已，即便光绪也认为徐烈对外的侵略性不强，如果不是考虑到其军力强悍，朝廷又突然损失了数万精锐处于无兵可用的状态，光绪宁愿对徐烈之事不管不顾，当成没有发生。
光绪有此想法也不奇怪。清末至民国，是龙国社会最乱的时代，各省土匪总数高达数百万人。即便在山东，此时也不止徐烈一支土匪。
但是，这位窝在蒙阴山区的土匪，突然开始扩张了，而且一下子就占领了沂蒙七县。这个，显然太出乎朝廷的意料了。
而且，有大臣指出，徐匪此举，比前朝李逆自成的流寇更厉害，流寇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