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正式确定之后，那么大唐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的建交也就顺理成章，仍需要进一步进行确定的，就是双方在各方面利益上的一些协调了。
大唐是坚决的自由贸易推崇者，这个时候的自由贸易跟后世那种自由贸易是两回事，其核心意义是商品能够自由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流通，而不受政策性限制，同时享有相对较低的合理关税。大唐一直是采用一个比较低的关税的，这个汇率之低廉，以至于让走私者们都觉得很满意。相对于这个时代英国人动不动就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税，大唐对于进口货物征收的税率，已经是十分友好了。
高关税税率主要源自于这个时代欧洲人信奉的一个朴素经济学理念——重商主义（ecantili，也称作“商业本位”），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这种经济学观点是如此朴素，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对此认可，甚至到了后世中国某些历史类网络还有人认为这种重商主义就是最好的经济。
推及到普通的个人身上，一个人赚的多，花的少，似乎就能积累大量财富。早期的重商主义代表威廉·斯塔福强调国家在贸易中应该少买东西，显然是不现实的，没有足够的原料输入，自身也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制造更多产品；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以托马斯·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者，又强调多卖，于是这个时期各国奖励出口，保证自己的国家是出于出超的状态，而且将殖民地作为贸易出超的主要对象。
重商主义本质上是重视金银货币的累计，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贵金属货币的流入。那么大批的贵金属货币流入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从而破坏国内普通民众的生计，也影响了工厂的继续再生产，归根结底还是对经济的破坏。
在重商主义中还有一个隐含的重要理念，那就是国家之间不存在合作，只有伤害和被伤害，简而言之就是零和游戏。通过多卖少买，各国政府认为能够夺去竞争对手的大量资金，从而使其国力衰弱，保证自己的优越性。在这一点上，又呼应了西欧各国认为金银货币是国力和经济的终极体现。
后世的经济学中大都认为，重商主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其必要性和好处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喜欢说西方人用血腥殖民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忽视重商主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大量的金银输入，是西欧国家完成资本累积的重要一步。
甚至推而广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也就是白南他们那个时代，中国也是在持续以一种特别的重商主义，在和平状况下疯狂地进行原始资本累积。当然，以重商主义形容未免不够公道，毕竟这种贸易顺差不是国家刻意主导下产生的，但也不能否认政策性的因素。主要原因在于整个经济体制，偏向于鼓励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这样看来，在十八世纪的大唐共和国，在经济理念上既是不同于清朝等传统封建国家的自给自足、较为封闭的小农经济低交换贸易理念，又不同于欧洲国家唯金银至上的重商主义，是一种相对超前的经济指导思想。
暂时来讲，大唐的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不过根本上唐人不存在多卖少买的态度，而是多卖多买，一方面促进贸易的繁荣性，拉动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这里面自然有科技程度远胜这个时代的工业能力因素作用，因为这种贸易不管怎么做，似乎都是唐人占便宜。
以工业制成品、加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以工农业原料为主要进口品，这是一个完美的贸易剪刀，也是后世发达国家用贸易占发展中国家便宜的主要方式。
这一系列复杂的逻辑，不是阿方索一个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大臣能够明白的。其实西班牙人的纠结挺严重，重商主义思维下，他们极其抵触优质的大唐商品进入墨西哥和其他西班牙殖民地，从而排挤西班牙商品的市场，但是阿方索回头一合计，发觉西班牙其实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品能够输入殖民地，而且由于过于稀少的商品输入，使得殖民地发展缓慢，而且怨声载道。
这跟西班牙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尿性分不开关系，由王室主导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冀求的东西只有金银，而西班牙本国工业发展缓慢，也缺少像样的产品，所以不像是英国人可以向自己的殖民地大量倾销棉布和其他纺织品，西班牙人往自己殖民地售卖的还是棉花这种原料！
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对金银的过度渴求，使得西班牙动辄就要闹几次通货膨胀，而且还限制了殖民地的发展。从后世来看就知道了，英语为母语、人口以盎格鲁撒克逊族裔为主的殖民国家，也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经济繁荣，都是人均gdp极高的发达国家。而西班牙语为母语、拉丁裔为主要人口的殖民国家，也就是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要么毒品泛滥，要么债台高筑，都是不怎么有钱的发展中国家。
墨西哥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比美国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最终只能沦为了美国予取予求的小弟。
重商主义像是一颗毒药，零和思维更是让人抓狂。宁愿自己的殖民地一片狼藉，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拿，也不能让对手借此发达起来。阿方索其实隐约发觉这是一种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