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里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所关系的东西，细想起来，却足以让人胆寒。赵冠侯没有接话，而是着力于消灭眼前的一只鸭子，边吃边点头称是。
周学照这时开口道：“冠帅，这两年你修河工，又修铁路，挖矿井，山东的日子，怕是也不好过吧。扶桑人的报纸上，可是连篇累牍的发表过文章，江北百姓苦难记，地狱十日行，千里白骨，这一类的文章我看的不少。共合初立，百业凋零，还是该休养生息为上，要体恤民力啊。现在泰西的经济疲弱，我国商品难以外销，各省财政报解都不足数，财政日益艰难。你们地方上的日子，还好过一些，京里就难了，洋债该付的利息，可不能拖。这个时候，就得勒紧裤腰带过生活，不能铺张。像是淮河疏浚那种大工程，如果再来一次，我可是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如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该把目光放到实业上。”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再搞安守田园，重农抑商的政策。纯粹的小农经济模式，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落后，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我们的国家要想发展，就得打破这种枷锁，农业让路于工业。我们手上的资金有限，填补到农业上，工业就没有投入资金。万事讲轻重缓急，现在，是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时候。泰西的经济疲软，正是我们的机会。趁着洋人的力量衰弱，我们该筹措资金，把洋人占去的矿山赎回来，把工厂开起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等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资金充裕了，再去做水利工程，才是个正办。”
他说完之后哈哈一笑，先自罚了一杯，以示只是闲话，不为正论。即使赵冠侯听来，周学照的话也不能完全算错。他以财政大臣的身份，订立保守的财政制度，符合他的身份。
在周学照看来，即使抛弃周家田地损失不论，在共合财政的角度看来，淮河疏浚工程，也是劳民伤财，于国无利。从支出层面，一下子拿出数千万元经费，又要导致大批百姓流离失所，人为的制造了难民。
失去祖坟而反抗，随后被打死的，累死在工地上的，因淮河水利工程而丧命的人数颇为可观。不管是从财政上，还是舆论上，这次的治淮，都留下不少烂摊子。虽然整体工程堪称成功，可是因此带来的利益，在周学照看来，十分有限。
共合正体的农业税，已经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是说田租定的低，而是各省都把这部分收入截留了，用来当军饷。山东粮食大丰收，没有水患，对于钟央来说，没多大意义。无非是赵冠侯自己治下粮食变多，老百姓不至于因为缺粮闹事，这个利益属于山东，不属于正府。
山东的税收不上解正府，反倒要钟央拨款，帮山东解决问题，怎么看也是赔本买卖。如果想修，也该是各省自己筹款来修，跟财政部无关。
至于说不修水利，水灾之后的赈济问题……实际上共合正府已经基本放弃赈济灾民这个选项了。灾民到哪一省，就是哪一省的问题，自己解决，流窜到京城的……可以想想雷震冬现在在干什么，就能明白。
周学照是财政大臣，也是实业家，开办工厂矿山，很有一套经营手段。能做到财政大臣，于经济一道也有自己的见解。
在他看来，难民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以说越多越好。发展工业，离不开人力。这些人为了活命，有一口饭吃就可以干繁重的工作，是现成的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不把这些人赶进工厂里，靠什么发展工业化？在他看来，有限度的自然灾害，实际是越多越好，自然人或许因此受害，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实际是有利的。至少对工业化而言，这些廉价的消耗品，就像是矿石或是棉花一样，没有必要怜悯。要的是他们奉献出自己的价值，为了实现国家的腾飞，总有一代人要牺牲。
赵冠侯把那只鸭子消灭了大半，才回道：“止庵先生（周学照的号），您这话说的没错，至少从国家的角度看，我也是支持的。可是我要反问一句，具体的人，又该怎么办？我是做父母官的，大水一来，我的治下就要多出不知道多少难民。我得给他们找粮吃，找衣穿，做不到，就是我的失职。所以，您看的是天下，我看的是我眼前一亩三分地，在我看来，淮河疏浚这样的工程，比工厂矿山重要多了。从洋人手里赎矿要花钱，将来没钱了借债，还得把它押出去，早晚也是留不住，还不如把这钱，用来换成粮食自己吃了，那才是实惠。就像咱聊天，您说了这么多道理的时候，我已经半只鸭子下肚了。讲道理，我讲不过您，可是这鸭子的实惠，我自己先落下了。”
袁慰亭笑着摇头，“冠侯啊，你这都做了大帅的人，脾气还是没改，依旧那么促狭。止庵是正人君子，不像你这么爱开玩笑，你也好好说。这两年经济不好，大家的日子都难过。我这里，全靠止庵运筹着，勉强维持住局面不崩，他的功劳很大。山东是我起家的地方，情形我很清楚，经济全靠和洋人贸易。现在洋人的钱难赚，你那里能维持？”
听到袁慰亭问，赵冠侯才正色道：“我在大总统面前不说谎，这两年山东的日子很难，全靠借债过日子。华比银行和正元，要是不借钱给山东，我还不知道怎么维持。将来这些债要怎么还，也想不好，最后搞不好要卖地皮。可是，越是这样，越得抓农业。有钱的时候还好办，等到没钱了，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