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也不理会台下听众们和记者们愕然的反应，沉思了一下，便对着话筒淡然的说道：“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叫做布鲁诺的思想家。他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镇。17岁的时候开始进入一个修道院学习，但是他非常拥护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于是在他28岁时，因反对罗马教会的腐朽制度而被迫离开了修道院，流亡西欧。期间布鲁诺曾用讲演、讲课、文章等不同形式反对地心说，宣扬新思想。他的这种行为触怒了罗马教会，于是布鲁诺很快被逮捕。
在囚室的八年生涯中，布鲁诺一直英勇不屈。罗马教廷在发现他们无法动摇改变布鲁诺的思想时，便以‘异端分子’的罪名，将他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之上。”
当戈文开始说话的时候，台下的所有人都哗然不已，这是怎么个情况？戈文究竟想要做什么？然后他们就被戈文所说的这个故事所深深的吸引，似乎很有趣呢。
“在行刑前侩子手曾问布鲁诺有什么遗言，当时布鲁诺回答道：‘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退让！’”等说到布鲁诺的回答时，戈文吸了一口气，他扫视了一下大厅中聚精会神的学子们，然后转过头看着主席台侧面的那几个记者，一字一句的说道。
然后戈文也不停顿，他接着以缓慢的节奏讲述着一个新的故事：“在中国东周时期，有一个国家叫做齐国，成语‘螳臂当车’就是出自这个国家的君主齐庄公。齐国这个国家有点君弱臣强，整个国家的权利都在一个叫做崔杼的大臣手中。齐庄公本人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好色，还与崔杼的妻子偷情。
有一天崔杼终于发现了齐庄公与自己妻子偷情的事情，于是暴怒的崔杼直接将齐庄公杀了，然后拥立另一个齐庄公的弟弟齐景公为国君，他自己当上了相国。
在中国的古代，历代都会设置一个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这个官职统称为史官。而遵照制度，齐庄公死亡这件事，史官是必定会记载在史书中的。
为了摆脱自己杀君之名，崔杼要求史官把齐庄公的死记录为是因为暴病而亡。可是史官并不听从崔杼的命令，直接记录下了‘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十一个字。这让崔杼很生气，他一剑把史官给杀了。
史官死了，按照当时的惯例，史官的二弟来继承了史官的职位。然后崔杼对着新上任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可惜新上任的史官同样不听从崔杼的命令，又将‘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十一个字记录了下来。于是崔杼又拔出利剑，又把新史官给杀了。
再次上任的史官是被崔杼所杀第一个史官的三弟。面对不顺从就死的境遇，这位史官与他的哥哥们一样，再次将那‘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十一哥字写了下来。此时，崔杼已经出离了愤怒，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只得任由史官将自己的杀君之罪名记录在了史书之上。
这个侥幸活命的史官捧着记录的史书从崔杼的家中走出来，还没走到史馆，就在路上遇上一位南史氏，这个南史氏是一个在南方记载历史的人。
你们可知南史氏是为何而来？”
看着演讲台下因为自己的提问而开始相互窃窃私语的听众，戈文终于笑了一下，然后他也不等台下有人回答，再次看了一眼主席台侧面的几个记者，轻轻的说道：“当时，史官也很奇怪的问这个南史氏，你在南方住的好好的，上这儿来干嘛？就听那个南史氏认真的说道：‘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史实会被篡改，所以拿着史书来了！’”
此时不管是台下的听众们还是主席台侧面的那些个记者们都隐隐约约的察觉到了戈文的目的，可是戈文依然没有停，他依然平静的讲述着故事：
“民国时的中国有一个叫做邵飘萍的记者，他被人称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铁肩棘手，快笔如刀’，他为什么能得到人们这样的赞誉呢？
他在杭州创办了《汉民日报》，因在报上直斥袁世凯为‘袁贼’，《汉民日报》被查封，他本人逃亡日本。
在日本和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立即回国，在很多新闻记者不敢谈论时政的时候，正是他用阿平的笔名屡屡揭露袁世凯的罪行。
袁世凯死后，他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每日二三千字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
他创办了《京报》，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努力揭露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卑劣行为。
他以探求事实不欺骗读者为第一信条，凡是力求实际真相，他在自己的编辑室的墙上高挂‘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来自勉和激励同事。
因为他的新闻报道多次触痛了北洋集团的神经，1926年，年仅40岁的邵飘萍被张作霖下毒手。”
“什么才是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人员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呢？”
戈文停顿了下来，然后等待着台下众人慢慢的思考，然后他才一字一句的说道：“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才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我们今天的报纸更应该如此才对！”
说道这里，戈文突然猛然间转过身来，他盯着主席台侧面的段启刚和老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