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参谋部的情报处长潘小安也发言了。他是韩行的结拜二哥，以他的视角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李宗仁指挥的这场战役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他太高看张自忠的33集团军了。现在张自忠的集团军是人员也不行，装备也不行。但是张自忠还是挺着自己的胸膛去撞日本人的枪口了。
要是换汤恩伯的一个军来支援张自忠，恐怕也不行，也隔不住日军的四五万虎狼之师。但我们是南征军，以我的观察，比汤恩伯的一个军还要有战斗力。我们和张自忠联起手来，就和一个钉子一样，死死地卡在围部和一郎的喉咙里，叫他吃，咽不进去，吐，吐不出来。
支援张自忠，这是一着险棋，但是这一着棋不走又不行。说句不好听的话，张自忠一败，这个战役就要大败。大败的话，我们南征军前来的目的也就毫无意义了。”
潘小安的这一番话，又峰回路转，坚定了韩行支援张自忠的决心。
韩行看了一眼大家，严肃地说：“这样吧，支援张自忠是必须的。打完了这一仗，不论胜也好，败也好，我自然会向筑先纵队认罪，使南征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不打这一仗，我们就错过了这次机会，成了千古的罪人。”
既然韩行这样说了，王乾坤也说：“那我保留我的意见！”
张作干也说：“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南征军在不同的意见中，还是执行着韩行的命令，那就是支援张自忠。
这个时候，张自忠33集团军的情况确实不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主要是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立即南下合围第3师团主力以外，还有负责截断敌人退路的重要工作。
这个负责截断敌人退路的重要工作，主要由张自忠的33集团军来完成，另外还有川军两个集团军。这个33集团军号称一个集团军，其实也就是2万来人，不过是2个整师的兵力。
自然，名义上川军也归属张自忠指挥，实际上，张自忠只有自己的一个集团军而已。
相比起来，虽然各部都在敌后作战，但是川军的情况比较好。因为他们背靠大洪山，即使阻击失败，遭遇日军猛攻，他们只要退到山区里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山区面积广大，日军如果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没有重兵和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最危险的还是张自忠，他的33集团军必须渡过汉水，强攻日军后方，切断襄花公路和京钟公路，完成合围部署。
一旦日军集中主力反扑，张自忠集团军就很危险，因为他们都在汉水东侧，短时间是很难撤退成功的，只能就地苦战。如果坚持不住，只能暂时转移，和日军藏猫猫，在日军夹缝中突围。
当时第33集团军主力在会战开始的时候，大部在汉水以东。但遭遇日军猛攻后，一部分被迫退回汉水以西，一部则尾追日军北上去了。
此时李宗仁下达拦截的命令以后，33集团军一部已经奉命渡过汉水，杀向大洪山地区和枣阳地区。
下辖的77军132师杀进长寿店，切断了从长寿店到襄阳的公路。77军179师和59军38师越过长寿店，尾追日军北上。59军180师和骑兵9师则向东北杀向枣阳，同川军配合切断襄花公路。
各部从4日开始，就和日军殿后部队遭遇，开始了激战。
枣宜会战的问题不在于张自忠渡过汉水迎敌，关键在于后来的拉走江防军主力北上作战，导致江防空虚。无论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罢，都忽视了日军有可能会进攻宜昌，才会调动江防军。
至于张自忠亲自率部渡过汉水作战，也是必须的，更是伟大的，只是因为张自忠部经过长期征战，兵力虚弱，此去敌众我寡，相当危险。
之前随枣会战期间，张自忠也是这样渡过汉水，重创了日军侧翼，导致日军重大的伤亡和被迫全线撤退，显然渡河作战没有问题。
5日，59军最有战斗力的38师北上田家集猛击日军。日军并没有准备，措手不及，伤亡近千人。
日军吃了亏，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立即纠集周边的部队3000多人向38师冲击，一部绕道侧后试图切断其退路。
此时，33集团军其他各师都在和日军激战，已经没有部队能够增援38师。38师此战的目的是为了截击和骚扰日军，并非和日军做战略决战。所以经过一日苦战后，38师怕后路被日军切断合围，主动放弃阵地南撤，日军尾随追击。
鉴于汉水以东的各部吃紧，急需要支援，李宗仁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下，下令江防军3个军中的75军和94军归属张自忠指挥，准备渡过汉水给予支援。
此举具有很大的问题，江防军当时仅有3个军，这两个主力军调走以后，1个军的江防力量瞬间变得非常渺小。
这点点兵力，如何能够抵御后来日军3个师团的重兵进攻？
之所以这样部署，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必须的，因为张自忠的兵力太少，无法顺利完成任务。
但如果纵观全局，应该考虑到日军有可能会攻占宜昌，这就有点儿失策了。
随枣会战中，虽然随枣方面已经很吃紧了，但江防军始终不动。
而此次江防军却动了，但却没有直接增援张自忠，而后又被李宗仁拉到北面新野一线和日军决战，这为之后宜昌的沦陷打下了伏笔。
6日，张自忠和这两个江防军的军、师长见面，但这两个军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