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城居民在有序地撤离，城南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轮到城北的居民开始撤离。
作为义勇军高级官员的家属自然也要撤离，但是，这些人很重要，若是不小心被人一锅端了可了不得了。所以，他们都要跟随军队撤离。
留在奉天的高级官员与家属们依依话别，其中卞玉儿泪眼婆娑，舍不得与封天长久分离。
但是，该走的还是要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封天与冯庸、黄显声等人送走了义勇军高级军官的家属往回返，这些人的目的地是通辽，他们要在那里暂住一段时间，而后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去向。
封天等人回到指挥部还没有坐稳，外面士兵进来报告，说有人到访：“报告总指挥，锦州来人了，鲍文樾和王以哲要见封指挥。”
听到这两个人来了，封天、冯庸以及黄显声等面面相观。
参谋长赵镇藩冷着脸说：“鲍文樾来的目的恐怕不是好事，估计义勇军的战绩已经传到了锦州，他们八成还是为了第七旅的归属而来。”
这个道理在场的人都明白，第七旅一战成名，张学良大概舍不得丢掉第七旅。
冯庸叹道：“这可怎么办？鲍文樾可不是王以哲，不好对付呀。”
封天虽然知道鲍文樾这个人，以前自己是个小人物，鲍文樾可是东北军重量级的高官，这种大人物可不是自己这种小人物能够轻易接触到的。
封天也就是在后世知道这个人物后来投靠了汪精卫，成为汉奸阵营的一员。
鲍文樾1892年生，字志一，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辽宁辽城人。满族，保定军校2期步科，北京陆军大学6期毕业。
毕业后历任东北军26旅中校参谋，安****第三、第四联合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参谋长、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特别区警务处处长等职等。
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参谋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办公厅二厅副厅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
鲍文樾也是东北军的少壮派人物，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事变之后，张学良送姜委员长到南京。
鲍文樾代表东北军去南景见到姜委员长时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遵照委员长意旨接受甲案，但向委员长请求必须让张副司令返回西安处理。”
姜委员长向鲍文樾说：“汉卿在这个时候回去，对事没有好处，等候事情结束后，他可以回去，现在汉卿本人他也暂时不愿意回去的。”
姜委员长允许鲍文樾与张学良会面。鲍文樾到雪窦寺见到张学良时，告知了西安方面已三位一体，加强军事防线，已向蒋委员长说了可以接受甲案，但必须让张副司令回去，并把我信也交给了他。
张学良说：“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支持这么久，你们能坚持，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要撑下去。”
后来，鲍文樾任汪伪南京政府**********委员。
大汉奸周佛海通过鲍文樾的关系，招降了不少鲁苏战区的原东北军旧部和山东战场的抗日部队。
鲍文樾最大的“功劳”是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手中，将新四师师长吴化文以及东北军第111师334旅旅长荣子桓拉到汪伪阵营中来。
周佛海日记中便有记载，1941年2月9日:“鲍志一来，谈招抚于学忠及石友三旧部各问题。”
在鲍文樾等人的策反下，1943年1月18日于学忠、石友三率部投降汪伪，所部改为山东方面军，任总司令;后改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对于王以哲，封天可以客客气气地谈，既然鲍文樾以后会成为汉奸，那就没有什么好脸子对待了，尽管他现在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不就是来要第七旅嘛，我们有第七旅这个编制吗？”封天耸耸肩，一脸的无所谓。
显然，龙云天打算耍赖皮。
要钱要物都行，你来要军队这不是要封天的命吗？
所以，封天根本不打算与之讲道理。
麻痹的，该抗日的不抗日，看到军队很能打就想拉到自己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事？
封天的话一出口，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话还可以这样说？
要知道义勇军现有的军队都是以第七旅这点家底整编出来的，封天这样说显然是耍无赖。
不过，这好像是最好的借口，如果采取强硬拒绝的方式似乎不太好，搞不好双方肯定要闹翻脸。
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抗日压倒一切，与东北军反目为仇毕竟不利于抗战。
赵镇藩反应快一步，“嘿嘿”一笑，说道：“应付这种棘手的局面谁都不行，还得靠封主席力挽狂澜。鲍文樾身为东北军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官职太高。如果按照正常状态下与之相谈，他会以大欺小，那样的话就对我方大是不利。”
“不错，一定要撇开第七旅，我们根本不知道有第七旅这支军队的去向。云龙，你尽可按照你的意思说，若好好谈他们就是客人，若态度不好，你权当他们是路人。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反不了他。”冯庸这个温文尔雅的人物，突然一反常态变得霸道起来。
虽然鲍文樾在东北军是个人物，可还放不在冯庸的眼里。
毕竟，冯庸都是与张学良论哥们的人，东北这块地还轮不到鲍文樾撒野。
黄显声也乐了，笑着对封天说：“就是，有冯副主席这个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