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菲利普匿名在晚报上发表的那篇《人民的主张》，叶夫根尼娅不无讽刺的评价道：“那篇文章写得的确很精彩，可惜我们的大主教阁下只是语言上的巨人，真正需要他践行主张时就变成一个可怜的侏儒，《人民的主张》为他赢得巨大声誉，杰尼斯牧师趁热打铁煽动民众上街请愿，就在今天早上，菲利普的声望达到顶峰，正当他在数万民众的请愿声中打算登高一呼的时候，克劳茨带领骑士团突然冲上街头，对请愿民众展开残酷的镇压，同时也戳破改革派吹起的彩色肥皂泡——菲利普最大的弱点就是手中始终没有掌握一支靠得住的军队，克劳茨简单粗暴的镇压恰恰击中他的要害！据菲利普的学生兼秘书维特牧师透露，就连这位尊贵的大主教本人也未能逃脱克劳茨的魔爪，很可能已经被关进神殿中一间专门用来囚禁施法者的地牢。”
革命浪潮中大起大落的遭遇对菲利普本人来说是一场悲剧，然而这也给了远东人民第二次选择革命领袖的机会，在罗兰看来这未尝不是一个福音——远东的历史进程由此幸运的避免了误入歧途，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叶夫根尼娅喝口水润润喉咙，继续说：“赎罪堡的第三股势力就是那些组织和参加街头冲突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反抗帝国暴政的中坚力量，这场革命因什一税而起，但是到了现在，特别是众多抗议者在体会过残酷的镇压，目睹过同胞为争取自由流血牺牲、被捕入狱，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请求帝国当局收回什一税法案，也不想再捧菲利普那样的投机政客出来向帝国政府乞求妥协，人民渴望彻底打碎帝国当权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所有枷锁，渴望摆脱帝国统治独立建国，坦率地说，是鲜血教育了我们的同胞，使他们由乞求帝国当权者怜悯的弱者，转变成拿起武器、为争取自由而战的革命者。”
“热妮娅阿姨，你分析的很透彻，但是赎罪堡的革命势力似乎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坚定团结，比如我们曾经寄以厚望的‘觉醒者俱乐部’，原指望他们在反抗帝国暴政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然而事实上他们却在这场巨变当中暴露出软弱的一面，多数人在我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了退缩，有人摇摆不定，有人转而支持菲利普那样的投机分子，真正走上街头领导民众的一个也没见到，他们更愿意待在安全的房间里，出钱雇佣别人替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做一个不用承担风险的远程革命家，这种不可靠的家伙对我们的事业到底能起到多大帮助，我深感怀疑。”
似乎是不满罗兰当面批评母亲的工作，柳德米拉瞪了他一眼。叶夫根尼娅本人倒是不介意罗兰的批评，苦笑着承认自己考虑不周：
“俱乐部的事我也反思过：明明是我一手组织起来的机构，平时聚会交流的时候大家都显得志同道合，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摇摆不定，以至于被杰尼斯抛出的所谓‘不流血的革命’蛊惑？”
“这是个好问题，热妮娅，现在你想通了吗？”鲁道夫饶有兴致地问。
“我已经想通了，觉醒者俱乐部之所以在革命来临的关头显得软弱犹豫，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并非社会底层，害怕失去现有的财富。”叶夫根尼娅亲身经历了“觉醒者俱乐部”由创建到壮大再到失控、直至最终夺回掌控权的波折，受到很大触动，反思的也比较深刻：“赎罪堡及周边地区是整个远东行省工商业最发达的区域，而俱乐部的核心会员恰恰是工商业和文化界的精英，大多颇有资产，这些人虽然出于避税考虑没有购买赎罪券，但是他们都有资本购买，必要的时候花点钱就能轻松摘掉‘异端’帽子，所以他们内心里总想着为自己留条后路，大多倾向于两边下注，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菲利普大主教的确是一个值得他们下注的候选人，只不过这个虚假的偶像最终还是破碎了。”
“罗兰，你怎么看？”鲁道夫转头望向儿子。
“我完全同意热妮娅阿姨对‘觉醒者俱乐部’的剖析，这些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是一群心态非常矛盾的人，他们一方面渴望摆脱来自帝国当局的压迫，一方面又偏向保守、畏惧激烈变革，他们在理智上确信远东需要一场社会变革打破旧有的枷锁，但是他们在情感上又对旧秩序所营造的安全感恋恋不舍，所以在‘改变’与‘不变’之间他们会选择前者，而在较为激烈的‘革命’与较为温和的‘改良’之间则更倾向后者，菲利普提出所谓的‘不流血的变革’，比起我们倡导的武装革命路线更合乎他们的胃口，获得支持也就不意外了，但是‘不流血的变革’这种口号本身就存在欺骗性，或者说是自欺欺人更恰当，远东人要求废除的异端世袭制、帝国特惠制和强制什一税，每一项都深深触及帝国的核心利益，身为民意的代言人，倘若没有坚强的武力作为谈判筹码，帝国当局凭什么跟你啰嗦，军事镇压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所谓的‘不流血’只是可笑的一厢情愿，克劳茨的所作所为就是明证。”
罗兰首先肯定了叶夫根尼娅的看法，对“觉醒者俱乐部”这一典型资产阶级社团的心态做出更深刻的分析，随即话锋一转，对俱乐部成员的下一步动作做出预测。
“现在菲利普遭到克劳茨囚禁，民众和平的请愿和抗议也遭到血腥镇压，远东的温和改良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如果说从前的‘觉醒者’俱乐部只是徒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