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汪兆铭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兆铭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兆铭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归结起来，汪兆铭混乱不堪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对日投降，同流合污则是其变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后的必然归宿。
黄浩然不知道现在该说汪兆铭一些什么才好了，是表扬汪副主席已经站在了脱离凡人的高度，超越了国家民族，已经考虑到种族层面呢？还是直接称呼汪兆铭为疯子？
最后，黄浩然只好冷笑着不发表意见。
因为和精神病人的争吵，是不会有结果的！
“其实我早就说过的，我虽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要对日议和，我汪某人还不够分量......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德国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我觐见最高当局，他却推我去找孔祥熙，我堵了孔祥熙多次，孔始终不肯在倡议书上签字，致使调停难以为继...直到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写给最高当局的信，多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然一次也未准！若是准了，南京城下何必增添那么多的死尸！”
汪兆铭此时已经进入了他自己的情绪当中，他只是愤怒的向黄浩然讲述着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在他看来，没有实权的虚位，是对日议和迟迟无法进展的关键所在，而最高当局，更是本应站在最前面顶着风云的人物，却始终装作缩头乌龟，最后居然要他汪兆铭来背负卖国的罪名，实在是被陷害了。
“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
最后这两句，汪兆铭似乎是在评价最高当局，以表达他的不屑。但黄浩然却听出，汪兆铭言语中仿佛是在为他自己打气，为他未来做出的汉奸行为找一个理由。
为国家民族之存亡，而牺牲袭击的名誉去委曲求全，汪兆铭啊汪兆铭，你还真是个变态，明明是投降的行径，居然能美化的就像是壮士出征一般悲壮。
这人要是不要脸起来，还真是天下无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