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区有一片红砖围墙围成的西式楼房花园庭院，这里是苏联驻南京联络处。庭院的主体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平顶楼房，这是联络处的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有一栋两层楼房是宿舍楼。
办公楼二楼，楼梯东头第二间屋子是联络处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名高个子的年青卫兵，他头戴大盖帽，身穿黄呢子军服、腰系棕色牛皮带，脚穿黑皮长筒靴，肩章绣着上士军衔标志的一条宽横杠。办公室里，地上是一层柞木地板，四周镶着一米多高的柞木墙裙，东面墙上挂着一幅长方形玻璃镜框，镜框里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穿着灰色元帅服的彩色画像。画像下面，靠墙放着四只铁皮保险柜。保险柜前面是一张橡木写字台和一只橡木高靠背椅，办公桌前面一侧放着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张橡木茶几，对面一侧放着一张长沙发和一张橡木茶几。办公室南面是两扇玻璃窗。
这天，联络处主任古谢夫——一个身材粗壮、下巴很宽、一身深棕色华达呢西装的中年男人坐在写字台前查阅一份材料，门铃响了，他就说了一声，“请进来。”
一个身材细长、五官标致、金发披肩、穿着一身浅蓝色西服华达呢西服套裙，脚穿棕色长筒高跟皮靴的年青女子走了进来，她一手握着挎包肩带，一手托着一件灰色女式貂皮大衣，她是苏联新闻社记者薇拉·杜曼诺娃。
“您好，主任同志。”杜曼诺娃一进来就打招呼。
“您好，薇莎同志，有事吗？”古谢夫停止翻看，抬起头喊着薇拉的爱称。
薇拉把大衣挂在墙角的挂衣架上，走到写字台跟前，虽然屋里就她两人，但她出于苏联外交人员特有的警惕性，还是小声说：“我今天和瓦夏、舒拉在南京新街口游逛购物，一个穿便装的中国小伙子走近我，说他是中国国军42集团军的参谋，遵照他们司令官胡腾霄将军的派遣，把胡将军写的一封书信交给我，希望我把信转交给胡将军的老师，现任我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还说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帮助胡将军，可以跟胡将军的代表，42集团军副司令魏友斋将军联系。魏将军这些天一直在南京，住在国防部第三招待所，名义上是找国防部为42集团军补充物资，实际上就是代表胡将军，准备跟苏联政府联系。”
说着，薇拉打开挎在肩上的黑皮挎包，掏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古谢夫。
古谢夫接过信封，发现信封是封死的，信封上用俄文写着“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古谢夫撕开信封，取出一份折叠起来的信纸和一张黑白照片。他打开信，上面是用俄文写的，内容是——
尊敬的老师，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我是您从前的一位中国学生康斯坦丁·胡，中文名字是胡腾霄。
记得1925年，我在基辅军校学习期间，您作为兼职教员曾来军校给我们中国学生上过课，课程是协同战术，虽然上课时间只有三个星期，但是您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讲课技巧、极富感染力的谈吐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们中国同学下部队见习，碰巧又是在您任团长的142团。见习期间，我有幸与您接触更多，您作为领导干部，却非常谦虚，友善，对人十分和蔼亲切，没有一点领导架子。我们见习期间有谁出了差错，您批评我们的语调都是那么柔顺慈祥，从来没有过粗鲁凶暴，您的高尚人品让我至今难忘。记得我们见习期满，您在送别我们时握着我们的手说过，你们的祖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对派的压迫，你们要用学到的军事本领投身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将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靠你们这些人了。
回国以后，我一直牢记您的嘱托，致力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复杂原因，这一理想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得到实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黄淮地区的人民强烈渴望和平民主。我想争取在黄淮海地区首先获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条件允许，就进而推动中国其他地区革命陆续响应胜利。如果条件不允许，我就尊重黄淮海人民的意愿，率先建立一个依照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勾画的那种真正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共和国。
但是，仅靠我目前的力量，在黄淮海地区建立这样的人民共和国，还有许多实际困难。因此，我诚恳地请求老师，并转告伟大的革命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为了黄淮海人民的解放，请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想援助蒙古和新疆的人民革命一样，在人力物力上向从事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的黄淮海人民提供必要的国际主义援助。如果黄淮海人民的革命得以成功，无疑也将极大的有益于伟大的苏联人民。
在过去二十年里，苏联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很多苏联革命者还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苏联人民的这个巨大牺牲正面临着被断送的危险。国民党顽固不变的反苏本性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现在正更加紧密的投靠美帝国主义，一旦国民党完全控制中国，他们会比从前更加疯狂的反苏，甚至比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还要提高五个八度。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掌权人又在极力排挤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从苏联回来的党内健康力量，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正在滑向民族主义的深渊。为了不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民族主义势力危害苏联的前进基地，苏联方面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