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孙逸仙在南京正式宣布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都京师，即国家首都依旧是京师，同时参议员全体议员北上，在京师共建国家议会，并商讨早日颁布国家宪法。
3日，孙逸仙离开南京应邀前往扬州与王永安等一众江北商贾细谈建设铁路一事，王永安与江北众人表示愿意支持孙逸仙的铁路事业，继续完成江北四条铁路的建设计划。
沈云沛提出，将汴洛铁路延长到海州不如建立陇海铁路，将甘肃兰州与海州连接起来的庞大计划。
没有等孙逸仙表态，王永安便提出这个计划不够大胆，他提出应该将铁路从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修到海州，因此铁路取名为迪海铁路。
历史上陇海铁路全长为1759公里，它从清朝修到了新中国，足足修了五十年。而王永安提出的迪海铁路则是陇海铁路与后世兰新高铁路的总和，全程竟然达到3500公里，修成至少需要四十年的时间。而王永安则提出十五年修成计划，显然这份计划太过理想，不考虑战争，不考虑政府更迭，更不考虑国际经济，但孙逸仙非常激动，自己尚未担任铁路总局局长，便已经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他相信自己在担任铁路总局局长之后，中华民国的铁路会更繁荣。
趁着孙逸仙兴奋，王永安则告诉孙逸仙迪海铁路计划的投资必须需要外国资金投入，仅凭江北财团是无法修建的，而且为了能够加速修建，必须采用分段式承包方法，他建议中国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共同承建这条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铁路。
孙逸仙也明白迪海铁路计划太过庞大，因此接受了与外国银行合作的建议，他不是死脑筋，南京临时政府缺钱的时候，他想破了头筹钱。这些年在国外的流亡日子里，孙逸仙一共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抽签，二是支持国内反清，因此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他也知道修建铁路需要多么大的资金。尽管与四国银行合作有利有弊，但考虑到利大于弊，孙逸仙还是决定全力支持。
王永安与孙逸仙一起乘船来到了沪市，找到四国银行负责人，直接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提出六国承建迪海铁路的计划。
另一方面，王永安此举也是在向四国银行示好，而今四国银行私下里正在大肆收购中华实业银行的股份，短短三个月内，四国银行已经掌握了百分之十七的股份了，如果他们掌握股份达到百分之二十，则完全可以一击而将中华实业银行击垮，甚至不需要动用什么手段。
王永安的示弱让四国银行感觉非常得意，他们商讨之后立即决定支持迪海铁路建设，但是他们也提出了条件，迪海铁路属于贷款修建，因此铁路沿线的一些资源必须由外国摄取。
历史书本上说过，清末外国人在华修建铁路，是通过铁路来压榨中国的民脂民膏，开采矿山强占耕地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作为一个农业化国家，清末中国的所有gdp全都依赖农业，而农业最大的问题便是运输，如果运输问题得不到解决，还谈什么经济发展。外国人不是活菩萨，他们凭什么无条件的借钱给中国，替中国修建铁路。
清末外国人在华投资基础建设，与后世共和国在非洲中东援建模式简直一模一样，但非洲人却热烈欢迎中国人的援建，那是因为他们第一知道自己建不成铁路，第二知道铁路带来的好处，第三舍得沿途矿产被中国公司开采。而因为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导致后世历史与政治课本将铁路修建宣传成为毒瘤，岂不知正是因为外国在华大肆修建铁路，才带动了经济建设，加强了全国的联系。
但是此时王永安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国民的刺激，与后世一些愤青相同的是，清末民初的国民并没有意识到铁路修建带来的好处，反而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尤其是一些激进的年轻人提出，中国完全可以自己修建铁路，王永安与外国合作便是卖国的理论。
起初王永安并没有在意报纸上有人抨击自己与四国银行的合作，甚至于王永安找到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行长，提出希望与日本合作，六国合作建设迪海铁路的计划。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行长小利三四郎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中日关系如此紧张之际，作为日本最大的对手，王永安竟然会找到日本合作建设铁路。小利三四郎立即给横滨正金银行总行发电，询问是否与王永安洽谈参与迪海铁路计划。
正金银行总行也轰动起来，连忙回电，要求日本必须参与到迪海铁路中，这条纵观东西中国的大铁路不但是经济命脉，更是国防命脉，日本一定要参与其中。正金银行总行长随即找到了西园寺公望，并将此事汇报给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也非常惊讶王永安的举动，似乎与他们判断的不同，王永安敌视日本，却并未拒绝与日本合作，一众日本智囊们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作为一个穿越者，王永安早就习惯了后世世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敌我模式，例如后世的中美是世界上两大最大的敌对国家，可是两个国家却相互依赖，如果中国发生动乱美国国民生活崩溃，如果美国崩溃则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也随即成为废纸。但这个时代敌我意识非常鲜明，敌人就是敌人，不可能成为朋友，全世界唯一意识到敌我界线并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