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母亲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我想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走去。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心里异常紧张。父亲客客气气地和船长搭上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怎样，土地性质怎样等等。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特快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船的船员。”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就冷冷地回答说：”他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据说他在哈佛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听说他在那边阔绰过一个时期，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到什么田地！”
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哑着嗓子说：”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您，船长。”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父亲突然很狼狈，低声嘟哝着：”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很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现在把钱交给若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楣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5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他答道：”2法郎50生丁。”
我把5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找了钱。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等我把2法郎交给父亲，母亲诧异起来，就问：”吃了3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我小时候，家在哈佛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15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那时候，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进口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糟蹋钱。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了。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我这位于勒叔叔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