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潮诗的境地：“传统”与“先锋”之间。
“传统”与“先锋”本来是对立的，但对待热潮诗的态度却呈出一致－－和站在诗坛的一方，合演反对热潮诗的混声二重唱。
“传统”主要是指责热潮诗没有表现时代的主旋律。
这一指责不无根据，因为热潮诗人写的多是“我”，甚至是一些琐事。但我认为这与主旋律并非水火不相容。
赞美爱情的忠贞，抒发对故乡的思恋，鼓励人今在挫折面前不在沦丧，到了暮年不要悲观，表达要打破铁饭碗自闯出中的愿望，等等，都不是主旋律的反调，而是和谐的协奏。
热潮诗人传导温馨的爱，鼓励人们发奋前进，并没有背离时代精神。当然，写人们一边谈恋爱一边想着抓坏人，写“我”失意时不叹息一声而是向着世界欢笑等的作品，思想境界极高，但如果不这样也不等于背离了“双为”。
当年，主席在延安上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这一文艺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作品的内容如果脱离读者的思想、感情的实际，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来，任作品的思想境界更高，效果也不佳。
“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会创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能赶上去。”这类的“诗”，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双为”方针应当时刻坚持。
所谓“坚持”，是指认真贯彻，而不是只这留在口头上。请诗人们不要忘记，广大青少年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分们是我们民族的未赫，是我们事业的希望。
通过诗来陶冶他们的性情，净化他们的灵魂，培养他们对真、善、美的热爱，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
热潮诗的经验，很有值得吸取之处。诗人必须为少男少女着想，努力创造他。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共悲欢吧，拉下严师的冷面，会使你也获得绚丽的青春。
“先锋”派似乎已抛弃了十年前对艺术宽容的祈求，他们对热潮诗的批判极为严励。
《“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一文，就是代表。该作文作者断言汪诗堕落成了奴婢和戏子；对汪国真的“我的诗以读者为重”的观点十分反感，指责汪“使诗歌从主体的地位上落下水来，充当了教化或某种世俗需要的工具”，导致“诗歌良知的湮没”，、至少使中国诗歌倒退了十年“－－面这十年的“一切，正是中国现代诗歌自“朦胧诗”起到新生代诗人历时十余年痛苦追求才终于获得的”。
这位论者的情绪太激动了，简直与汪国真不共戴天。
这是“先锋”对热潮诗态度的最鲜明的表现。
诗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其“本体”必须受到重视。但如果因此而将诗歌与社会、读者硬性疏离开来，这样，诗“纯”得可观，也空虚得可以。
此文的作者宣称，“先锋诗歌的探索者逐渐将目光由外部世转向内部，对生存进行更为深邃的体验和把握。这一探索无疑应当受到尊重，但请问；作为被探索对象“生存”，一旦离开了社会，还能“生存”吗？
诗就是应当以读者为重，要不写来干什么？就算大作“纯”到100，也得有人去欣赏。“诗歌良知”出自诗人的良知，宣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是其特点。
所以诗歌不应当回避教化的责任，应当敢于面对“世俗”。如今“世俗”这一阵地已被离奇的武打小说，扭扭捏捏的流行歌曲占据得太多了。如果诗能进驻，让这上“世界”中的“俗”少一些，是大好事。
“先锋”所强调的本体，实际上就是指艺术性，这与“教化”及“世俗“并非一定相克。
热潮诗追求两者的结合，而且已取得了可喜成功。奉劝这位朋友：不要再怀恋1986年那次“空前规模的集结”了，因为那不是“先锋”的光荣，而真正是“绝不为严肃的诗人所认同的”，“对语言的施虐”，上文所列举的大白话、大“黑”话、大粗话就是证明。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集结”，广大读者不会如此热烈欢迎席慕蓉、汪国真，不会出现热潮诗。
热潮诗在“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滚滚而流，热浪拍击着峡壁。不管峡壁发出什么样的回响，也不能阻止它前进，它迳直泫进众多读者的心中。
大家不是希望百花齐放吗？那么，为什么不让热潮诗占有自己的一席？
再说，热潮诗的命运。
有热必有冷，有潮涨必有潮退，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每一股热潮诗热到了顶点，必然会消退，这是热潮诗的命运。
“先锋”论者预言：“汪国真的被遗忘，就像琼瑶，那不过三二年光景”，我很同意他在时间方面的估计。三二年，这对汪国真及其他热潮诗人来说，已不必感到遗憾了，因为他们的诗已发了热，发了光。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已成为历史。在这日新月异的当代，能领风骚三二年已经是了不起的才人。洛湃在回答一位朋友时说：“正因为鲜花会凋谢，所以，它比金子做的花美丽”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吟味。
汪国真们的“被遗忘”，是诗坛的大幸。
旧的热潮退去，新的热潮涌来，诗坛才充满生机。
如果一股诗潮老是赖着不，它也就不是潮，而是一潭死水。这一来，读者定会厌烦，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就面临厄运。
但是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