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元旦过得很不好。
张谋之拿出一沓报表，甩在桌上唉声叹气地说：“唉，这些工厂都得关闭，不关不行了。”
“关吧，”周赫煊没有看报表，而是说道，“工人的遣散费要给足，不够的那些我来出。仓库里囤积的货物，我以出厂价全额购买，捐给各省受灾老百姓。”
“我那份也捐了吧，”张谋之感觉有些心灰意冷，他扭头看了看外边，低声道，“明诚，你说这国民政府还有救吗？等抗战胜利，怕不是共党坐天下了。”
“泰山放心，我自有安排。”周赫煊说。
“我相信你的眼光，”张谋之低声说，“要不，我们先悄悄给共党送些物资，提前打好关系？你应该能联系到共党吧。”
“共党组织严密，我只能通过民盟接洽。”周赫煊道。
张谋之说：“仓库里那些积压的货物，我全都捐了，你帮忙联系联系。”
“可以。”周赫煊点头道。
抗战初期，大后方的工厂数量还不到100家，至1942年发展至顶峰——1000多家，但1943年急转直下，只剩下900多家工厂。
现在刚刚进入1944年，大后方再次迎来工厂倒闭潮，一下子又关闭了百来家。
周赫煊当初在四川投资的工厂，如今已关闭三分之一，长期停工三分之一，剩下的工厂也只是艰难维持而已。
工厂大量倒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币贬值，工厂资金不足，三角债遍地皆是。
第二，物价飞涨，社会购买力下降。工厂生产出的商品卖不掉，而老百姓想买又买不起，导致大量紧缺商品烂在仓库里。
第三，政府限价。这本来是用来控制物价的政策，却造成工厂卖多少产品就赔多少。
第四，政府管控。许多日用品和工业品都是政府管控物资，而这些往往又是原材料，政府管控导致大量工厂无法获得原材料。
第五，交通不便。战争导致交通各种中断，原料运输费用大增，且经常不能按期运到工厂。
第六，政、盐、火柴等日用品都是政府统销统购的，强制低价收购，且贪腐横行，工厂根本没有利润可言。
第七，捐税过重。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取消了统税政策，改收商品税，且虚盈实税。政府规定盈利额超过资本额60的企业，商品税一律征收50。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工厂的盈利额都达到这个标准，但实际上是亏损的。政府只看账面数据，对90以上的工厂都征收了50的商品税。其他还有印花税、献金、献粮、公债，这些都是强行摊派的。
第八，恶意囤积，投机倒把。稍微聪明点的资本家，现在都不搞实业、不开工厂了。大量游资疯狂囤积必需品和紧缺物资，他们串通政府统收机构低价买入，翻个数十倍再卖出，市场已经被投机商所控制。
以上这些因素，但凡有个两三条，就足够工厂喝一壶了，全部遇上哪还有幸免的可能？
张谋之作为企业家，对国民政府已经完全失望。以他非常有限的政治眼光，也能看出如今的政府必然倒台，因为政府已经在实业界彻底丧失了威信。而老百姓也是如此，忍饥挨饿支援抗战，抗战胜利的希望他们看不到，看到的只有贪官污吏。
法币贬值能忍，交通不便能忍，甚至捐税过重也能忍。
张谋之最不能忍的是什么？
政府强行对商品限价，低价统一征购，倒手就卖给那些投机商。这等于工厂辛辛苦苦搞生产，利润全被投机商拿去了，工厂主还得倒贴给政府各种捐税。
张谋之做了半辈子生意，就没遇到过这么邪门儿的事情。
我们常说，钢铁、煤炭是现代工业的灵魂。然而，现在竟然出现钢铁和煤炭大量滞销的情况——战争期间，钢铁和煤炭滞销，相关从业工人大量失业！
1943年底的时候，机械制造业也陷入了困境，无数属于宝贝的工程师和资深技工，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整日休息。
再来说说“中国工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工合”。
“工合”组织是斯诺夫妇在抗战初期发起的，目的是发展内地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提供资金帮助、整合工业资源、支持抗日战争。斯诺夫妇说服了英国人艾黎，由艾黎制定了一套适合亚洲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合作社计划。
这套计划不仅在中国得以实现，后来还被印度、缅甸、日本等国采用。
孙夫人、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最初都是支持“工合”计划的，还宣称这是在发扬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然而，由于“工合”受到国际民主人士的帮助，发起者斯诺夫妇还明显亲共，并支援给了新四军和八路军一些物资，国府在皖南事变后突然开始打压“工合”。
一度帮助中国战时经济蓬勃发展的“工合”组织，就此走向衰退。反观共党那边，由太祖牵头积极扶持“工合”发展，大量国统区的“工合”成员被请去共党根据地，由此显著提升了根据地的工业实力——根据地的许多工厂，就是在这时由“工合”协助组建的。
周赫煊真心感觉常凯申的脑子有病，似乎不把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全部推给共党就不罢休。
到了春节，周赫煊在四川的工厂，就只剩下七家还在生产，另有四家处于半停工状态。而春节刚刚过去，由于汹涌的工厂倒闭潮，造成物资更加紧缺，再加上政府又印了一波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