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叫杨淑芬的女学生，第二天便被周赫煊送回家中，临走时少女还有些舍不得，估计是对周赫煊怀有爱慕之情。
范哈儿刚刚坐船前往上海，周赫煊便见到了四川那位大资本家——卢作孚。
提起卢作孚，一般人都会联想到民生航运公司。这家航运公司，在日本侵华之际，转移了无数国家、民族资产和百姓群众，也载着无数士兵出川抗日。
但卢作孚不仅仅只搞航运，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是他建的（正在修建中），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也是他建的（正在修建中），还有西南地区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也即将动工。
再过几年，卢作孚还会创立民国时期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西部科学院，并在四川架设乡村电话网络，在重庆开辟温泉公园等等。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设医院、建图书馆、建博物馆、建学校、建体育场、搞旧城改造……这位卢先生样样都来，而且全都办得很好，实业兴国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太祖曾说：“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张之洞和张謇，想必不用多说，大家都比较了解。
范旭东则是天津久大精盐公司的董事长，自行摸索研发国产纯碱和硫酸铵等化学产品。周赫煊即将创办的搪瓷厂，其中许多化学原材料，都需要向范旭东的久大集团购买。
卢作孚能够与张之洞、张謇和范旭东齐名，可想而知他对中国民族工业的贡献。
“哎呀，周先生，久仰大名！”卢作孚高兴地和周赫煊握手。
周赫煊笑着说：“作孚兄，彼此彼此啊。”
卢作孚哈哈笑道：“我跟周先生不能比，周先生的全套学术专著，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房里。”
卢作孚最开始并非是商人，他是搞教育的，曾担任地方公署教育科长，主张“教育救国”。卢作孚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崇尚“通俗教育”，他曾在成（和谐）都创建了诸多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
可惜因为军阀混战，卢作孚的教育事业两度夭折，心灰意冷之下才跑去经商。
所以说，卢作孚面对周赫煊时的热情，并非假意客套。他面容严肃地说：“周先生，你写的那本《菊与刀》，我反复读了十几遍，真的是句句如金啊！我去年春天到东北考察，亲眼目睹了关东军的种种行径，小日本狼子野心，早晚要武力入侵中国！”
卢作孚显然也预料到了东北危局，他去年从东北考察归来，立即向公司员工和学校师生做爱国演讲，揭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还写了本《东北游记》印刷成册，送给四川的军阀政要、社会名流和亲朋好友，并在重庆《星搓》周刊和《青年世界》杂志连载。
可惜，没几个人愿意相信，就算有人相信，也顾不上未来之事。
卢作孚反复阅读周赫煊的《菊与刀》，书中将日本侵华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甚至还预测了中国的抗日局面。卢作孚对此深感佩服，虽然他没有跟周赫煊见过面，但却早已引为知己。
两人没有谈生意上的合作，而是聊起了东北问题。
周赫煊说：“日本入侵东北，可能就在今年。”
“这么快？”卢作孚惊道。
周赫煊点头说：“如今正是日本入侵东北的最佳时机。第一，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严重，军国主义分子趁机叫嚣对外扩张，日本社会舆论已经倾向于进攻中国，这些舆论对日本政府和军方影响很大；第二，日本在东北的租借地即将到期，他们必须抢在租界到期以前出兵，否则就会失去出兵的借口；第三，东北军精锐此时尽在华北，东北防御力量空虚；第四，国内刚打完中原大战，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军阀，都负债累累，没有那个财力出兵抗日。综合这四点，只要日本不是傻子，都必然会选择尽快入侵。”
卢作孚认为日本会入侵东北，只是目睹关东军行径后的凭空预测。现在他听到周赫煊这么有条理的分析，顿时更加肯定这种预测，担忧道：“那可如何是好？听说周先生和张副司令私交颇深，你有提醒过他吗？”
“提醒了，”周赫煊无奈地说，“但没用，东北军精锐都布防在华北，用来震慑那些怀有异心的军阀，暂时无法抽调军力防御日本人。”
卢作孚说：“日本人是外敌，地方军阀只是内寇，怎可顾内而舍外？”
周赫煊苦笑道：“但对张副司令来说，日本人暂时只是假想敌，地方军阀却是摆在面前的敌人。”
“军阀误国！”卢作孚气愤道。
卢作孚没理由不生气，他年轻时追求教育救国，但前后两次兴办教育事业，都因为军阀混战而流产。
如今卢作孚已经妥协了，只能选择跟他最厌恶的军阀合作，在获得刘湘的支持后，果然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周赫煊低声说道：“一旦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恐怕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这些地方挡不住，四川是国家民族最后的希望。”
“真有那么糟糕吗？”卢作孚忍不住悲观起来。
“中国是肯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可能会丢失大片国土，中央政府都要迁都到重庆来。”周赫煊说。
“中央政府迁都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