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二月，事情多得很。
首先是中国和苏联恢复邦交，刚开始南京政府狮子大开口，吵着要解决外蒙和中东路问题。但当《国联调查报告书》公布后，常凯申的态度立即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完全同意和苏联无条件复交。
紧接着，国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党内派系斗争再起。
如今的局面是常凯申主军、汪兆铭主政，但孙科却什么都没捞着。于是，孙公子在国党全会上，力图推进民主宪政，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他想借着这股民心和势头上台。
常凯申和汪兆铭对此感到无比头疼，如果换成别人站出来唱反调，派个刺客一枪就能解决。但谁敢杀孙科啊？那可是孙中山先生的公子。不管是谁杀的，只要孙科出了意外，常凯申和汪兆铭都得出来背锅。
国党那边还在闹内讧，孙夫人就跟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孙夫人和蔡元培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鲁迅担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周赫煊虽然没有出席“民权同盟”的成立大会，但也被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之一，同时负责筹建北平分会事宜。
说实话，周赫煊对这个组织不抱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还能从国党的枪口上救下几个人。
十二月底，周赫煊来到北平，直奔胡适家中。
“明诚，你总算来了，”胡适热情地说，“可惜我整天忙碌，没时间南下拜访萧伯纳先生，无缘一见国际大师之面貌。”
周赫煊端起茶碗笑道：“不见为好，见了难免失望。”
胡适诧异道：“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萧伯纳先生的品性有问题。”
周赫煊摇头说：“没那么糟糕，但也没那么神圣，只是一个好坏参半的知名大学者而已。”
“原来如此。”胡适果真有些失望。
萧伯纳在中国的评价呈两个极端化，喜欢他的捧为圣人，厌恶他的斥为败类，其实都有失偏颇。比如傅斯年后来写的那篇文章，就把萧伯纳斥为彻彻底底的虚伪小人，但文章里面的主观情绪太重，明显有失偏颇。
周赫煊问道：“适之兄，我此次来北平，是关于筹建民权同盟的，你这边联络得如何了？”
胡适笑着说道：“情况很顺利，北大、清华两校就有很多人愿意加入。比如蒋梦麟、李济、马幼渔、任鸿隽等等，他们都对此事非常热心，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加入。”
周赫煊点点头：“我也写信联系了一些报界人物，成舍我、陈博生几位老兄表示支持。天津、北平两地的多家报纸负责人，虽然不愿加入，但他们答应帮忙宣传呐喊。”
“那就好！”胡适高兴道，“只要北平、天津两地的民主人士和报界领袖联合起来，一定能督促国民政府进行民主宪政！”
周赫煊只能附和地笑了笑，历史上，胡适是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但只做了两个月就被开除。
原因很简单，民权同盟的宗旨之一便是营救政和谐治犯，而且是不加区分的营救所有政和谐治犯。而胡适认为应该加以区别，依靠国家法律来治罪，只营救那些无辜的犯人。
看起来似乎胡适的做法更理性，其实大错特错，因为按照国党的说法，他们抓的犯人没一个是无辜的。
而且胡适很不老实，他打心底仇视共产主义，并将其和法西斯主义视为同类。所以他刻意掩盖共党犯人被严刑拷打的事实，称监牢里的共党没有受到刑讯逼供，把孙夫人、鲁迅等人气得够呛，众人很快就投票将胡适开除了。
民主同盟的宗旨有三个：第一，要求民主宪政；第二，呼吁积极抗日；第三，营救被关押的政和谐治犯。
胡适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仅仅是想推进民主宪政而已，他对后面两点根本不关心，所以一开始就跟鲁迅他们不是同类人。
但不可否认，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号召力非常大，民主同盟北平分会的筹建他出了很大力气。
周赫煊不想扯进这种乱七八糟的主义之争，他说道：“上海那边来电报说，杨杏佛下个月就要到北平主持成立大会，到时候要进行民主选举。这个北平分会的主席，就由你来当吧，我不太喜欢操持俗务。”
胡适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明诚你的学识和名气都比我大，分会主席之职明显该你来担任。”
周赫煊说：“我正准备筹建另一个组织，所以没那么多精力。”
“什么组织？”胡适好奇地问。
周赫煊笑道：“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又称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这个组织在年中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我专门负责筹建中国分会。”
胡适惊讶道：“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啊！”
周赫煊点头说：“只是个国际民间组织而已，罗曼罗兰先生是主席，我和巴比塞先生是副主席，爱因斯坦先生担任委员。”
胡适一听有罗曼罗兰、巴比塞和爱因斯坦三人参加，顿时激动道：“明诚，如此盛会，你怎么能把我忘了？你们这个组织我一定要参加！”
“那好啊，中国分会你来当总干事。”周赫煊笑道。
“总干事就算了吧，”胡适嘿嘿直笑，“我做中国分会副主席，总干事让那些有能力的人来做。”
胡适跟周赫煊差不多，也是专门吆喝呐喊的，不想整天跑来跑去处理琐碎事务。
周赫煊站起来，整理衣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