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不同于清谈，二者在某一个时期是同一概念，但是随着清谈渐渐作为玄学讨论的一个专有名词，便渐渐有别于清议。
所谓的清议，便是针对人物和时政的评论，参与者以世族地主为主体，是这些人参与时事、表达看法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不以势位为限，也是世族把持舆论、维护利益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清议之风俗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两汉以来察举制的一个基础，乡里讨论、选拔人才，同时监督、臧否在任官员的得失。像是汉末的党人抨击宦官执政，还有许氏兄弟所主持的月旦评，都属于清议的范畴。
入魏之后，州郡各举中正，主持乡论，将人才平定品级，清议便就制度化、规范化，但同时也是严重的腐朽化，彻底沦为世族喉舌，但是其影响力却是有增无减。
南渡以后，因为九品官人法丧失了一个稳定的执行环境，加上南北怨望，诸多矛盾纠缠，加上典章制度的缺失，人心涣散，清议在典选方面的职能有所削弱，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许多朝野难决之事，往往交付清论，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以期能达成一个共识。
听到谢尚这么说，沈哲子便感受到王导浓浓的恶意。沈家如今虽然势大，但是在清议舆论方面其实是不占优势的，不要说那些侨门旧姓人家，就连江东本地的顾陆人家，都要远胜沈家这样的新出门户。
沈家如今虽然既有掌兵方伯，又有高居九卿，但却没有一个中正人才，在这方面的缺失，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补足的。
清议如今的影响力，较之汉末时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不容小觑。如果达成什么共识，可以等同做主流舆论对此的看法。
换言之，假使在清议上讨论认为沈哲子才不堪用，应当予以贬斥，那么便意味着主流的舆论和世族整体对他的否定，基本上可以确定政治生涯将黯淡无光，即便家势强撑得用，那也会像陶侃一样，各种场合遭受轻视。
“我是何幸之有，一人之去留，竟要劳动群贤毕集商讨。”
相对于谢尚的忧心忡忡，沈哲子反倒一脸轻松，并不觉得自己将要大败亏输。
清议有其影响力不假，但也没有强大到一言决人生死的地步。人如果不够强大，或要为舆论所打压约束，但如果强大到一定程度，那些话也完全可以视作放屁，不予理会。况且王氏虽然根基深厚，但是清议舆论也非其一家能够掌控，王氏本身手足相残、庭门生隙，在时论中风评本就不高。
用清议舆论打击对手，取的本就是一个长久之功。假使沈哲子被时人非议，一时间诚然是境况堪忧，如果未来不能再有大的功业重新获得认可，那么未来自然是一路走衰，最终泯然于众。
趁着沈园那些年轻人闹出事情来，王导以此来打击沈哲子，不可谓不高妙。因为本身那些年轻人所持住的观点便不能获得时人认可，沈哲子又公然宣扬与他们祸福与共，必然会引起时论的反感。所以在清议舆论中被贬低非难，是必然的事情。
更何况王导虽然没有直接发言反对沈哲子，但封禁沈园本身便是一种表态。加上沈家这个新出门户，在时局中咄咄逼人，自然会引起一些旧姓人家的嫉妒和怨忿。一旦将沈哲子去留与否的问题摆入清议中，结果如何，根本没有悬念。
但沈哲子的优势，是王导抓破头皮都想不到的。北地在年余之后，形势便会产生大变，江东自然不可能长久保持当下的局面。哪怕沈哲子什么都不做，到时候，为了防范侵略性十足的石虎，团结江东各方势力，王导怎么将沈哲子踩下去，就要怎么再将他托起来。
所以，王导这看似凌厉的一击，在占据先觉优势的沈哲子面前，他甚至都懒于回应，根本就是瞎折腾。除非王导能够借此将沈家的方镇力量和乡土力量连根拔起，将吴中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所谓的清议乡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历史上，是因为王舒坐镇会稽，将吴中经营起来，加上郗鉴提供的武力支持，王导才不担心来自北方的威胁，甚至于依靠谎报军情借以从庾亮手中夺回江州。
谢尚自然没有沈哲子那种洞悉后事的眼光和底气，眼见沈哲子神态轻松，对此并不怎么在意，不免认真劝道：“清议薄评，难免会让驸马时誉大损。即便不能长缚，波折也在所难免。驸马之才，本不限于一端，无谓涉此险途。一时之藏锋，实在无损于来日之锐芒！”
王导要借清议来打击沈哲子，而沈哲子也正是准备以此断其臂膀，只是当中的隐情，不便与谢尚详述。不过谢尚所忧虑的问题，沈哲子也不是没有考虑，他自己倒是不担心来日要遭受的打击，但却不得不防备身边人招致牵连和波及。
“眼下事情尚未解决，诸多友人还在受监，我实在不宜此刻抽身离去。”
沈哲子又说道：“不过我却担心此事不能仅止于我，也不想再牵连更多人，再生波折。不知仁祖兄可愿离都赴郡？如果仁祖兄有意，钱塘可行？”
谢尚听到这话，脸色微微一怔，继而便长叹道：“驸马如此高义，让人以何报之啊！若是换个时势，能够前往良治，我是欣然应受。可是现在，虽然德浅言微，我却想留在都内，为驸马奔走分劳。”
“未至途穷，不必颓言。既然仁祖兄言之良治，就准备一下吧，旬日之内可以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