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路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再次迎来了天竺的难民潮。
这一次难民的数量更多，态度更为激烈，拖家带口，成群结队，数以十万计，乌央乌央的在大宋的边境上，无数低矮的帐篷就像是一座座黑压压的坟墓。
虽然是这么多的人在这里，但却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绝望的气氛一直弥漫在这里，每个人都如一具行尸走肉一般在营地中游荡。
天竺却是采取了行动，只不过这个行动对待天竺的百姓太过残忍，高种姓以及贵族和僧侣们需要的奴隶数量有限，而那些剩下的人自然就成为多余的劳动力。
这些人要吃饭，要食物，要有地方住，他们的安置成为一个大问题。
最可笑的是，天竺有着大片大片的富庶土地，可这些土地和他们都没有关系，全部被把持在高种姓或是贵族和僧侣们的手中。
往往是贱民在偏僻的地方开坑了一块土地之后，没过多久就会被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征收”，并且从这些可怜人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人负责耕种和维护。
关键是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非但不生气愤怒，反而兴高采烈的从原本的受害者变成施暴者，欺负起和他们同等出生的人甚至比高等姓还要恨厉，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是他们自认为自己得到了高等姓的青睐。
相对于这些身强力壮的人，其他的贱民就更不是对手了，只能仓皇而逃，去下一片土地进行开垦，并祈求不要被人发现，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高等姓找不到的土地。
无论天竺贱民们在什么地方开垦土地，都会被高种姓发现，并且征收，久而久之天竺的土地几乎被高等姓占据，垄断，平民百姓也彻底沦为没有土地的难民。
天竺的难民和贱命是不一样的，难民只不过是失去土地的人，他们的地位还是在贱民之上，种姓是天生的，即便是失去土地，吠舍高于首罗，而首陀罗高于贱民。
所以即便是在难民营之中，也有着高低贵贱之分，一家吠舍吃着零星的食物，依旧要求首陀罗进行侍奉，并且首陀罗还心甘情愿的顺从。
这在大宋将士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但在天竺人的眼中最正常不过。
高高的木墙已经筑起，这是粗壮的木头直直的钉在土地中而形成的栅栏，木墙又坚固又粗壮，至少对于天竺的难民来说是这样。
在木墙之后，云南路已经开始修建石头的城墙，苏轼对待边境上的骚乱采用了最简单的办法，断绝一切往来的可能。
天竺难民不是要进入大宋讨生活吗？那就断绝你们进入大宋的可能，顺便为边防做准备，万一哪一天大宋和天竺开战，强大的边境线和边墙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苏轼知道，大宋和天竺之间还没到兵戎相见的时候，天竺人现在是自己人祸害自己人，这种另类的手段实在让人费解，对于大宋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价值，都是一个劳动力，岂能这样戕害？
修建边墙几乎是华夏王朝消极防御的代表，大宋拿下燕云之后第一件事便是修缮长城，这几乎成为中原王朝的必修课，当然这与华夏的习惯有关。
只要是对待外部势力，汉家王朝一般采用的都是消极防御的态度，尤其是在面对弱小的外部势力后更是如此。
与此相反的是，唐朝，这个汉家的盛世王朝王朝却自始至终没有修建过长城，只是依托原有的长城基础实行积极防御政策。
唐朝疆域辽阔，拥有漫长的边界线，跟多个外族势力直接接触。可以说边疆的情况十分的复杂，但即使是这个情况，唐朝却不修长城。
在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基本都是中原王朝的必修课，大宋在夺取燕云之地后第一件事就是修缮长城。
自周以降便已经开始修缮边墙的制度，到秦的统治，秦始皇把过去燕、赵几个国家的长城给连了起来，这才又来后来万里长城的雏形。
唐朝之所以不修边墙，靠的就是积极防御的战略。
这其实也是赵祯一直坚持的主要战略之一，遇到强大的敌人不是等待敌人的进攻之后再进行后发制人的反击，而是要料敌先机，先发制人。
大宋这么多年来逐步解除四方威胁的重要手段便是积极防御的态度。
谁冒头，谁对大宋有威胁，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打掉他，让这个威胁消失在大宋的舆图之上，这才是最好的防御政策，所以从大理到党项，从燕云到倭国，从西域到黑汗，最后到辽朝全不消失在大宋的铁蹄之下。
同时为了解决后患，赵祯甚至以城市化的政策对待草原，把零散的草原进行集中管理，城池不断的在茫茫草原上修建，这就是积极防御。
而修建边墙的被动防御政策已经被赵祯抛弃，但苏轼之所以这么做，并且赵祯也同意的主要原因是，大宋对天竺的土地并不感兴趣，再者两国之间并未爆发战争的冲突。
这边墙不是为了防御天竺的军队，而是阻挡天竺的难民进入大宋境内。
从木墙的缝隙中，天竺难民看到了大宋不断修建石头城墙，一旦石头城墙修建，他们将失去最后的机会，于是冲突开始升级，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天竺难民便开始冲击木墙，想尽一切办法穿越大宋的边境。
难民的数量实在太多，远超吴万全的预估，边境线上的腾冲军只有三万人，但难民的数量足有三十万人以上，便是任由腾冲军的将士厮杀，一个人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