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各家学说各个流派，要说贡献最大却最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的，非商家莫属。r?an ?e?n ?.ranen`
这种状况的形成，要怪又要怪到儒家身上。
“重农轻商”、甚至是“重农抑商”，基本上都是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停留过稍长一段时间的朝代的一项基本国策。
而这样的朝代，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当家的各个朝代。
这个国策，可以看出孔孟之道的僵化古板，不知道变更，也不知道辩证地看问题，也就是其它各业对农业的促进。
作为立国之本，没有农业当然不行，因为农业提供的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给本国居民保命的粮食。
而商业呢，是在粮食有余的时候，才互通有无的!
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家庭，那些商业交流的东西可有可无，而那些粮食没有的话，不出十天就会饿死。
而一遇到天灾**，一旦粮食歉收，就会大量的饿死人，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因此历代统治者重农也是有道理的。
没有道理的是他们在孔孟之道僵化理念指导下把商业和农业对立。
眼界狭窄之处，就是把商业和农业二者本来相辅相成的行业直接对立起来。
那些实际上不懂生产的儒家知识分子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把用在商业上的时间和金钱用在农业上，就可以成正比地增加农业的产出，就可以解决农业的问题。
其实不然。
只顾农业，往往农业效益就会越来越差，有时甚至增加投入反而会减少产出。
同时，如果没有商业的帮助，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如南方的水稻，北方的玉米，并不是任意调换一下种植地域，就有同样的产量的，甚至根本就不能生产。
这种地域之间的分工，必须商业做中间的媒介，才能顺利开展。
同时这种低于分工，也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如果连地域分工都没有，其它社会分工就更谈不上了。
而没有社会分工，也就没有科技进步，因为每一个生产基础单位都是抱残守缺，不求进取，保住自己现有的哪一点成就就满足。
而每一项进入新领域的社会分工，都会被看成是减少粮食生产的冒险，从而也就会威胁到人们能吃到的粮食，无论是总量还是一个家庭的具体数量。
还有就是那些参与新分工的人，因为不再从事粮食生产，也有没有饭吃直接饿死的危险，因而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对新兴的行业位置如蛇蝎。
非但如此，人们的舆论压力，也让在意这些议论的人不堪重压。
什么标新立异、不务正业、好高骛远、轻浮淫逸这样的标签，动不动就给这样的人贴上。
而那些本来就是农家出身的人，一旦这样的标签上身，一辈子就和持重老诚这样的品质永别了。
而忠厚老实的品质是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从事工业商业有关的事情，那么就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样的唯一光明大道绝缘。
除了这样的被正统社会所排斥，还有其它恶劣后果。
比如，那些盗贼知道工商业者一般有钱，最喜欢打劫这样的人家。
还有一旦遇到军国急需，这样的工商大户首先就会被当作出血的对象，让他们输捐，甚至倾家荡产报国救难。
与此同时，当这些工商业者遇到灾祸的时候，那些国家机器的保护良善的职能，则不会对他们一视同仁地救援，更别说优先照顾了。
士农工商四业，谁让你排在最后？
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些都是他们永远摘不掉的帽子。
到了满清朝代，世情一遍，这个矛盾更加复杂。
因为涉及到中外通商，门户开放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也成了到底怎样对待外来的那股势力。
实际上还是一个悠久的历史的问题，是否坚持重农轻商、如何重农轻商的问题。
因此，以曾国藩为主的开明思想家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这个主张至少反对了两种极端的主张。
一个主张是完全的门户开放，照搬西方那一套，放弃中华上国悠久的国策。
另一个主张就是彻底的闭关锁国，把所有西洋的东西完全摈与国门之外。
由此可见，这个看起来是学术流派之争，基本上是国体之争、是政治制度之争、是总体经济框架之争。
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表面上比较公允比较中庸，也确实是当时唯一合适的主张，但是它的本质依然是重农轻商、抬高农爷抑制度工商业，还是没有认识到工商业的重大作用，没有把工商业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不过，工商业是压不住的一股自然力量在社会分工中的体现。
尽管有官府和孔孟之道的联合打压，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为自己代言，发出很强大的声音。
今天这个机会，他们也来发声。
这个声音不是喊的，而是用他们的商品和他们的产品。
他们也是四百人，但是这四百人，完全可以碾压湘军的四万人！
因为他们人手一挺最先进的机关枪！
每挺自动配置二百发子弹，外带两个备用弹匣，每一个里面也是二百发子弹。
若有必要，这六百发子弹一分钟之内，全部能打出去。
偏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