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是东林党的老巢，东林党人声势浩荡、咄咄逼人的态势，让优柔寡断的史可法顿时举棋不定。而对史可法来说，他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却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门生，他的立场多少都会倾向于东林党，因为他担心，万一成功登位的朱由崧秋后算账，说不准自己也会牵连进去。
正当史可法举棋不定的时候，马士英找上门来助推了他一把。
马士英是个五十多岁的武将，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历任金陵户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职。崇祯三年，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仅一个月，因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遭镇守太监弹劾，发配金陵。崇祯十五年，在好友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在金陵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
有军界为他撑腰，史可法底气硬了不少。他很快便与马士英沆瀣一气，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御史张慎言等东林党人对福王朱由崧的诋毁之辞，向马士英和盘托出。
“福王在藩期间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史可法向马士英密谋道，“东林党人还定了他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
史可法所言非虚，在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福王朱由菘只顾自己逃命，结果连老爹朱常洵都让人给煮了。在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样的人品，不单单是一个不孝就能说明问题的。
于是，南明的皇帝，在史可法和马士英的操控下，新鲜出炉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被认定为皇上的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
可是，这样密谋定下来的皇帝是难以服众的。这个桂王本身就不占多少优势，第一，桂王是朱由检的叔叔，lún_lǐ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第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而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地理位置吃了大亏。
不过，这一结果倒是令东林党人高兴了一阵子，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是不得已，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秋后算账，谁做这个皇帝都无所谓。
满心欢喜的东林党人开始筹划派人去广西迎接桂王登基，金陵表面上一团和气、皆大欢喜，史可法也以为大局已定，等着向即将登基的朱常瀛邀功领赏。
史可法高兴得太早了，乱世之中，谁掌握了军权，谁说了才算。
那么在金陵是谁掌握了军权呢？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人。自从在罗英山被高峻山大败之后，一蹶不振，被马士英调往徐州与义军对峙，目前只有兵马万余人，已经不会有人去注意他的存在。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邑，同起为盗，原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于崇祯八年降明。与同为李自成部将的刘良佐兵败被俘而投降不同，高杰是主动“弃暗投明”的，因为他捅了娄子——勾搭上了李自成的夫人邢氏。
黄得功，号虎山，明末开原卫人，其先自合肥徙。军中号黄闯子，为京营名将，在与义军的战争中，他迫降义军五营兵，擒马武，杀王兴国，战功赫赫，升任庐州总兵。
刘良佐，字明辅，山西大同左卫人，李自成的部将，兵败投降明廷，后参加对义军的追剿，升任总兵官。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原山东总兵，因调往河南剿匪兵败，领兵南逃至淮安，没敢再回山东。
当下能够左右局势的就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这四位总兵，他们都隶属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而守备凤阳的太监卢九德则是朱由菘的老熟人，卢九德在万历年间曾在皇宫中服侍过老福王朱常洵，他可是一个力挺朱由菘的太监，他当作朱由菘的面表态，当年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将你爹扶上马，这一次本公公有军队在手，一定要把你扶上马。
正当金陵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桂王登基时，卢九德开始在武将之间密谋串联，意图凭借武力，强行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
实力派们一向垂涎于拥戴新主的“定策之功”，从而提高政治地位，夺取朝廷上的话语权。因此卢九德的动议，很快得到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大总兵的积极响应。不久，总兵刘泽清，也从东林党的阵营中倒戈，加入卢九德这边。
四大总兵纷纷倒戈，最先感到郁闷的不是史可法，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这四个总兵名义上都是归他节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后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关键时刻，马士英转变阵线，站在了支持朱由菘的队列中，他将史可法与他密谈时交出来的“七宗罪”，递给卢九德作为加入的投名状，并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出了拥立福王的倡议。
马士英有足够的底气让金陵的文臣们就范，他的背后是四大总兵的千军万马，手上还有东林党人、史可法“诋毁”福王的铁证。
可伶的史可法被出卖了，而且被出卖得非常惨，他原本的位置是肯定保不住了。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的武装护送下抵达金陵，两天后暂就“监国”（代理皇帝）之位。当然，先任“监国”是群臣以“太子、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