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南明一大堆王爷内斗其实是朱元璋搞得藩王作为朝廷备份政策的延续是一个道理，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这么想，就和明朝的合法性来源有关了？
朱元璋本人在身为红巾军部将的时候，自然要用驱除鞑虏作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元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朱元璋自己都知道.
元末的主要问题，是元朝在刘福通为首红巾军三路北伐的冲击下，元朝黄金家族的权威失去.各路军阀崛起，而察罕帖木儿的死，让北方形式上的统一都失去了，王保保和他舅舅的部下割据关中的李思齐杀的你死我活.
而此时的朱元璋正消灭南方的群雄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还有他名义上的上级红巾军丞相刘福通，朱元璋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扫清群雄，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执政合法性，朱元璋直接把红巾军定义为妖人，然后把明朝取代蒙元看成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对于追随北元的汉人文官，朱元璋不是骂他们汉奸，鞑子奴才之类，而是认为是忠诚——朱元璋本人的立场，实际上很清楚了.
当然，这样和科举之后，儒家的思想混乱有关，实事求是的说，儒家本来是华夷之分这套体系的，只有异族统治者自己汉化，自认为汉人的政权才被视为正统，和近代的民族主义相差不大，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又出现了天下一统这套体系，标准大幅度降低了，只要异族统治者承认科举，承认儒生对基层的控制权限，异族统治者是否汉化并不重要【其实这两者都是儒家理论，儒家体系说他博大也好，混乱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两套体系的争论.
儒家体系本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从纯理论来说，其实两者都有道理，不过从历史上来看，前者是春秋以来，受尊王攘夷思想产生的儒家观念，是正统的先秦儒学.后者是失节的读书人辩护的理论，但是明朝却支持了后者.
而在土木堡之变后北方国防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下，在明宪宗成化以后至嘉靖时期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明朝的正统性，主张以“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为目的而主张重修宋史的**，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不愿意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朝官方不但没有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意图，这从嘉靖时期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说正式形成就能看出来。说明，在明代中期有关辽宋金“各与正统”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试图否认辽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以官方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明朝后期，虽然仍然有人试图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但由于嘉靖和万历时期印行的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二十一史”，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重视和欢迎，“二十一史”开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迅速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认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据史书记载，“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七月，南京国子监刊修二十一史成”，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费采即在其“条奏太学事宜六条”中请求朝廷“将修完二十一史分给六馆以备诸生讲习。”此后，“二十一史”被列于学官，成为国子学诸生以及士人的必读之书。此后，“二十一史”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越来越大。皇帝为了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很重视“二十一史”的学习，史称崇祯皇帝“英敏笃学，诸经史毕览。书经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宝训、帝鉴图说、廿一史等书，皆命司礼监提督，又将经厂印贮之书查进备览”。明朝皇帝除了自己注意学习“二十一史”以外，还希望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学习“二十一史”，尤其是那些亲王重臣，希望他们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以及应该如何做好一个大臣等等，因此，明朝皇帝常常将“二十一史”赠送给亲王重臣，让他们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等。如，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皇帝就曾“赐唐王《祖训》、《会典》、《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忠经》、《孝经》”，让唐王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书。
在皇帝的倡导下，“二十一史”的信誉在社会上急剧飙升，学习“二十一史”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何良俊“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蒋德璟“其谈古事则述二十一史如黄河泻水”，成为人们学习“二十一史”的典范；曹学佺“旁通天文、禅说、字说、语录、二十一史”，也受到人们的青睐；陈际泰“尝黙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成为学习“二十一史”记诵超群的智慧象征。不懂“二十一史”则成为不学无术的代名词。于是，形成了“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的局面，就连诸士奇在清兵入关、仓惶逃亡日本之时，也没有忘记带上“二十一史”，足见人们对“二十一史”的重视。
明代自从嘉靖印行“二十一史”以后，不仅国内形成了学习“二十一史”的热潮，就连日本、安南等国也十分珍视“二十一史”。史书记载，“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日久。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说明“二十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