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大少爷怎么就来香港了呢？
还坐在街头，看他身上的这行头，也是多日没有换了，往常光鲜的形象已经毁了一半，另外一半也毁掉了，就是他的脸，天热，免不了出汗，汗渍一多还不洗脸，自然是黑一道，白一道，还有没有打理的头发，乱的跟鸡窝似的。
可宋家大少就这幅鬼样子了，香港的警察也没来管，普通的市民也都觉得很正常。
做生意失败了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解释，当然引申到广州那边的兵变，会有更多的变数。
至于宋子文到香港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都上了陈炯明的督军府邸讣告，成了通缉犯，能不跑吗？可跑到了香港，他傻眼了，来的太匆忙，没带够钱。
要说以前也没啥，‘国党’在香港有分支机构，发发传单，募集资金什么的，做得有声有色。说起来，‘国党’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上，都围绕着募集资金这条路子做，一切为了钱。说起来，有点丢人，一个以解放全民族自由，恢复国家主权的政党，见天的就为了那点钞票？
可实际上，这是一条困在‘国党’脖子上的枷锁。
没钱！
没钱，咋办事？
从当年的章太炎和孙大先生闹僵，就是因为钱。东京原本是‘国党’在海外最重要的机构，是总部。从一开始的‘同盟会’受日本的资助，到最后日本人也看出来了，‘国党’是扶不起的阿斗，决定不支持了。于是，孙大先生带着一帮骨干去了南洋的新加坡，然后办报纸，要钱。
可东京总部怎么办？
光花钱，不办事，关掉？
这就是章太炎和孙大先生的矛盾所在，一个不同意丢掉。一个卡住了，要不来钱，要它一块牌子干什么用？
没错，‘国党’的人就是那样的实在。实在到了老百姓都能掰扯过来的地步。就三个字，‘死要钱’。
袁世凯出面逼迫溥仪退位之后，‘国党’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起来，可‘国党’的人在干什么？卖入党证，在法租界。十块大洋一张，要多少给多少。
说这些，‘国党’的人当然不会认了，肯定要说：这是进步青年自觉给‘国党’的党费，而不是卖。可有人就奇怪了，进步青年怎么算是进步呢？没有介绍人，没关系，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没有进步思想，也没关系。这些都是可惜通过学习提高觉悟的……
那么怎么算是进步青年了呢？
去法租界，环龙路180号，兜里有十块大洋的，甭管是鹰洋，大清的龙洋，交给办事处的接待员，你就是进步青年。
这项慧明措施，导致‘国党’在短短的民国初年一下子壮大到了十几万人。
当时的‘国党’党证还是非常吃香的，运作好了可以有官做。可在燕京的袁世凯就傻眼了，共和了。要建议会。大清国的时候，国内哪有党派？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导致一个很奇葩的现状。势力很弱的‘国党’，在革命刚刚成功，皇帝退位的时候，才只有两三千党员。可等到要召开议会的时候，发展了十几万人。竟然一夜之间成了议会的第一大党，没有军队。没有地盘，靠着十万张党证把袁世凯给困住了，还是随时随地都能废掉袁世凯的那种。
这下，袁世凯当然不会干了，所以国会一直就没有召开过。
抹过袁世凯不认账这一条不说，光说‘国党’卖党证，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好生意啊！就一张纸，卖十块大洋，卖的人是眉开笑颜的，买的人也像是捡到了金元宝似的，双方亲密无双。
可实际上，这笔生意虽然给‘国党’筹集了不少钱，但民国二年的时候，这生意做不下去了。‘国党’又一次恢复了‘乱党’的身份，被袁世凯的北洋主力吊打。
……
这些不过是片面的，重要的是‘国党’一直是被资金问题困扰着，有时候连印发传单，机关报的油墨钱都筹备不出来，就可见其一斑了。而‘国党’在香港，乃至南洋的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募集资金。有上街募钱的，有办酒会的，有用没用的招数都在用，勉强支撑了几个机关的运作。
前年底，孙大先生兴冲冲的来广州，看到广州的英租界，还有海关关税……顿时觉得心里热热的，这是民族的国家的，要收回来，英国人不给怎么办，动武！
这边刚刚抢回来了海关和租界，香港那边的港督司徒拔立刻就拔了‘国党’在香港的机构。留在香港的‘国党’成员就到了血霉了，消息都没有，就被抓去了监狱。运气好一点的，也干脆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原本这也没有什么，募集资金说起来是为了民族解放那个啥的，很高大，很伟岸。可跟要饭似的，让孙大先生很是提不起劲来。眼下有了广州，有了关税、盐税，他老人家也就看不上募集来的那三瓜两枣了。可不是天有不测风云吗？
稳妥的江山说没，就没有了，从广州逃跑到了香港的‘国党’精英们，一个个都傻眼了，没人接待，没有盘缠，还怎么逃？
面对他那个便宜二姐夫，是满满的心塞和不平。
他到没有像孙大先生那样，连老婆都不顾，跑到永丰舰上，一走了之。可兵变开始之后，陈炯明对广州街面上的控制也一度处于失控的局面，面对被军队严格控制的大总统府邸，宋子文这个经济学博士，也是只能哀叹的份了。
就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