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初年，随着魏晋士族门阀的衰落，庶族地主渐渐兴起，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所以魏晋以来以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难以继续推行。
隋文帝登基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为这些新兴阶层提供政治出路。此举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们和士族门阀作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想缓和他们与中央的矛盾，令其忠心拥戴中央政府。
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中夺了过来，削弱了门阀子弟世袭的特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还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更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十分有利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因此一直为历朝所沿用。
而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就是选才比较公平，给广大贫寒士子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平台，让没有背景的才华之士们不致于因为不得志而对朝廷心生怨怼，甚至变成叛军的中坚力量。
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和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出头的机会，更为国家从基层拔擢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大大增加了选官的公正。这项政策不仅人心所向，更是吸纳民间精英，将其转化为统治者的左膀右臂，以保障王朝平稳发展的高明之策。
在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之后，许多没有豪门血统的英杰才得以“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而且当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也有利于增强政治效率。
隋炀帝登基后，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科举的规模和录取人数，还增加了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据《通典》记载：杨广和父亲杨坚不同，他开科取士时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品质而非文才，这在全社会中倡导了一种重品行的良好风气。大业三年（公元６o７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公元６o９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杨广重个人品质选士的政策令社会风气为之一兴，为初唐培养了大批强毅正直的人才。
六、战功显赫５８１年，北周辅政的大丞相杨坚欺幼帝缺乏根基，遂造反谋逆，取而代之，建立了大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把年仅十三岁的晋王杨广派去做太原道总管，拱卫京畿。此举的实意在于让杨广从小得到锻炼，并建立自己的亲信班底。杨广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一位深通兵法的马上皇帝。
他晚年时虽然不理国事，但偶与一些将领探讨军事，以一名知兵老将的姿态做出点评，常常聊聊数语，都能落在关键之处，分析战局得失时头头是道，其中有些观点颇具独到之处，甚至比众将商议时得出的结论还要有条理，显然深通兵略。
杨广自十几岁时就开始东征西讨，捷奏频传。二十岁时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南下，隋军所向披靡，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很快就平灭了南陈，二十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
虽然此役在一线指挥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人，但年青的杨广居中调度，统筹配合，表现颇佳，所以和李世民等其它挂名主帅一样，总指挥的功绩应归杨广无疑。
攻占建康（今南京）后，杨广麾下的隋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杨广本人也表现出了明主的气度，不贪钱财，封存府库，对陈国资财“一无所取”，还杀掉了一些民怨极大的奸佞之臣，博得了南方百姓的广泛赞誉，“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５９o年，原属南陈的一些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杨广被任命为江南总管，驻营江都（今扬州）平叛。在艰危的局势下，杨广成功地平定了江南高智慧叛乱，并从长远着手，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施政，用一系列合理的政策缓和了南方百姓的不满，打破了江南江北百姓之间的文化隔阂，此后天下渐渐归心，凝聚成了统一的“大隋”意识。
６oo年，杨广率军北上，击退了突厥的进犯，这也是他登基前的最后一战。杨广军功卓著，为众多武将和士兵所拥戴，这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巨大优势。杨坚起初给杨广领军的机会，就是为了观察考验他；而他最终决定让杨广取代骄横的杨勇即位，便说明杨广通过了考验，令隋文帝觉得他确实是个可造之材。
七、开疆扩土杨广于６o４年即帝位，之后没多久，就对高句丽、吐谷浑、突厥等周边数股势力发动了战争，这说明隋炀帝在即位之初雄心勃勃，有很强的进取意识，已把目标定为开疆扩土，做千古明君。他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业”，便是一种对自己的期许。
如今很多人误认为杨广是个刘禅式混吃等死的二世祖，未免有失偏颇。隋炀帝先派韦云起去突厥借兵两万，然后以借道为幌子，率突厥兵突袭契丹大本营，大败契丹，俘其男女四万余人，大大阻止延缓了契丹的崛起。
一名文官仅凭着伶牙俐齿，便成功联合了东塞数十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