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昌就说：“吴司长，我这篇讲话稿，对工业的发展提的较少。这里还有我们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你可以再看一看老书记在工业上的抓法。”
吴天然显然是来了兴致，他连说：“好好好！”
这是一篇记者采写的报道，吴天然专门看了看关于寿光工业发展上的部分内容，还有一点内容是反映王伯祥工作作风上的。报纸上的内容如下。
寿光工业总产值2.19亿元，三个盐场占去一亿多元……1986年7月13日，王伯祥第一次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市里工业会议，就被深深刺痛。
“打一场工业攻坚战，用三到五年，让寿光的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拿定主意，王伯祥带着县计委、经委、财政、税务、银行的同志，听汇报、看厂房、查数据、找问题，和职工讨论、研究，然后，与邻近的工业强县作比较……把全县20多个企业研究了个透。
不久，王伯祥又亲自带领县五大班子成员、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企业厂长、经理组成的考察团，到江苏宿迁、常熟、太仓和张家港的乡镇企业取经。
11天后，考察团满载而归。不到一年，县里就上了棉纺厂、胶合板厂、制药厂、35万吨盐场等77个项目，投资1.5亿元。从此，寿光取经“上了瘾”：每次取经归来，寿光工业都发生一次蜕变。
抓企业，先执牛耳。王伯祥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由全县100多个经济单位推荐100名能人，优选40人作为后备厂长、经理，分期分批充实到企业班子中。县委组织部出台文件，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厂长、经理。
公开选拔上来的厂长、经理们很快把企业扭亏为盈，为全县企业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1987年1月，王伯祥下乡时发现，台头镇副镇长兼经委主任陈永兴对企业的创建、发展十分熟悉，他马上将这位精明干练的副镇长和亏损的县造纸厂联系起来。
10天后，王伯祥和组织部长张明海送陈永兴到县造纸厂走马上任——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亲送新厂长上任，这在寿光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新厂长满怀自信：“不搞出个样子来，誓不为人！”
这个造纸厂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晨鸣集团：总资产178亿元，年销售收入172亿元，利税20多亿元，是世界纸业20强之一，货真价实的中国造纸业航母。
寿光人说，王伯祥打下的人才基础，使人口、面积中等的寿光县，升起了许多国家级大中型企业和名优企业。
实行企业股份制，是王伯祥早想吃的另一只螃蟹。
1987年3月，听说上口镇南邵一村五金厂已实行股份制，王伯祥赶去与董事长李友春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十几天后，县里召开发展企业股份制大会，请李友春作经验介绍……
一个**的县委书记，居然在全县宣扬“资”味浓重的“股份制”，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岂止“大胆”，简直是不要命！
但王伯祥毫不动摇：中国企业最终要走股份制这条路子，“任何不触动产权的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改革。只有脱胎换骨，才能改出名堂，改出成效。”
一时间，股份制企业在寿光大地上竞相绽放。1989年，股份制企业拥有全县工业总产值的近30％，利税占全县企业总额的28％；1990年，全县股份制企业达到464个。
当县委书记五年半，王伯祥对用车的要求是：只要误不了公务，什么车都行。
他先后坐过双排客货两用车、北京吉普、上海牌轿车、伏尔加轿车，并且大部分是从别人那里“继承”来的。
干部们感慨：“咱伯祥书记真是九十年代的思想，战争年代的作风！”
正因如此，虽然社会上一度出现用车攀比现象，寿光却“纹丝不动”。
百姓说，这是“伯祥效应”。
凡到过王伯祥家的人，都说他“跟不上时代”。任县委副书记、书记8年，他四间旧平房的家一直没动过。
房子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狭窄低矮，有的地方裂了缝儿，墙皮脱落。院子墙角垛着柴火，垒着煤池子。父母从老家来，没有单独的房间，只好和孙子、孙女睡在一起。冬天，三个孩子手脚冻得红肿，夜里冻得睡不着觉。
王伯祥在全县大会上讲：“财政收入不到两亿元，我绝不住楼房。”等过了两亿，王伯祥却绝口不提楼房的事。
王伯祥父母住普通的农家小院，土炕、锅灶、破三屉桌、旧沙发……与已经富起来的寿光农民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每念及此，王伯祥不由长叹：“我是一个不孝之子！二老八十多岁了，还让他们生活在农村。他们从来没让儿子用权力办过私事，从没给儿子出过难题。”
由于平时早出晚归，孩子们小的时候甚至不认识他。
1987年10月4日，前往北大洼的前一天，王伯祥10岁的小儿子左臂骨折住进医院。看着生病的儿子，王伯祥不由得一阵心酸：孩子最需要父爱的时候，甚至没有时间好和他们说说话，我这个父亲怎么当的啊！
王伯祥日子过得紧巴，家里难得有水果、瓜子、糖块。就在几天前，儿子在街上看到别的同学吃苹果，要父亲买。王伯祥眼一瞪说：“苹果有什么好吃的？”孩子再没敢吱声。
躺在医院里的儿子，肯定馋苹果了吧？临走前，王伯祥拿出50元钱给妻子：“我不去医院了，一定给孩子买点苹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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