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化的确定，和中国新军的整体战略变化有关系，此前，栗云龙等态度鲜明地要求，收复满洲的最终目标是，收回素有一切的中国失地，将中俄两国的疆域挥发到《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前，也就是说，在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零年，一八**年，等等，通过《瑷辉条约》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俄国割占中国的东北所属领土，要全面的收回来，同时，还要将西北的问题彻底搞定。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必须收回。这是底线，但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栗云龙以及各师团长们，逐渐修改了这个思路，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收回这些地方，并不是最佳的时机。
中国新军的领导层，转换了思路，要实现中国的根本进步，成为世界最强国家，最为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现代战争要的是经济实力，和冷兵器时代的野蛮精神，阴险狡诈的战术为主导的情况不同的是，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则军事基础就不会巩固，这是常识。坦克，大炮，先进的武器，甚至即将展开研究和制造的卡秋莎火箭炮，都是高物耗的东西，更不用说要说飞机的研制，战争是烧钱的经济游戏。不光是流血的体育竞赛。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虽然中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是，损失也极其巨大，从进入山海关的战斗开始，新军前后共损失兵员达十多万人，特别是在击败敌人五路大围攻的过程中，在和俄军伊春军团的战斗中，损失很大，牺牲者的抚恤，伤员的照料。都是严重的负担。有形的和无形的损失，超过了新军能够负担的极限。
在民众的物资损失方面，同样巨大，整个东北地区成为大战场，百姓们遭遇了俄军的烧杀掠夺，生活极其困难，许多村庄被毁灭，出现了许多流民，据初步统计，仅在辽宁一省，就有一百三十多万流民，吉林省也有八十多万人无家可归者，黑龙江被俄军占领的时间最长，祸害最烈，城镇的损坏最严重，先后有三百万百姓辗转流离，居无定所，这些人，失去了家园和土地，需要国家政权的紧急救援。
自古以来，流民和疾病的传染相关，东北地区在八月份以来，就一直有传染病在流行，到了十月份还不停息，让主持各省临时政务的官员们十分头痛。根据王梁情报网的不完全统计，在三个月里，已经有十三万的百姓死亡。
也因为这些，加上历史的原因（日本侵入东北的甲午战争）东北地区的治安工作很混乱，许多土匪还在兴风作lang，扰乱地方，采用恶劣的方式，强抢，截道儿，绑票，偷袭，不仅侵犯那些富裕的家户，也侵害最普通的穷人，俄军失败以后，到处丢弃了许多的枪支弹药，这成为土匪兴风作lang的另外一个诱因，掌握了大量武器的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抢劫城市。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是一组数据。在三个月来，东北各地汇报向奉天为中心的行政机关的土匪伤害案件，有三千三百余起，其中，百姓被杀四千二百九十一人，受伤两千四百多人，财物损失八百万银元。另一个事件更加触目惊心，一股土匪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武装偷袭了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城，破开东门，杀进了城中，抢劫财物，杀人放火，烧毁房屋三百多间，抢走妇女一百多人。城防司令。驻军的一个地方警备连前往平叛，反而被击败，伤亡过半。恰好吉林城的知府，清廷任命的胡某官员举轿回城，竟然被土匪包围格杀，将尸体抛弃在街头。引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时，群情振奋，要求新军栗大帅回师剿匪。哈尔滨城更是混乱不堪，因为城池遭到了俄军的严重破坏，城墙倒塌，完全没有了防御力，结果，是农村和郊区的土匪横行霸道，肆意攻击。
在农业方面，辽宁南部一带的重要粮食产区遭遇了今天的旱灾，严重减产，许多地方甚至绝收。夏季的庄稼收成不好，直接影响了新军的扩军备战，目前，新军的粮食储备已经减少到人均三百斤，不能支持到明年麦收。就是新军夏季里争取时间插的夏甘薯，也因为后期的干旱，很少收成。其实，新军的粮食供应，更多的是依靠俄军中的缴获，但是，大战已经结束，缴获不可能了，俄军战俘数十万人的粮食消耗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原来，全国各地向东北主动运输的粮食也是重要的来源，可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物资来源忽然中断了，情报显示，清朝廷开始在暗中执行一项针对东北的物资禁运政策，具体的执行人是天津驻扎的袁世凯和北京的负责人刚毅。军机大臣赵舒翘在两地间奔走往来。所有的物资都被扣押，西太后亲自颁发命令，叮嘱两地的官员组成严密的封锁线，试图从经济上遏制住新军的发展势头，实现对他们的控制。现在的清廷对待中国新军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儿，原来对俄罗斯灭亡国家的担心已经被新军势力膨胀，严重威胁清帝国皇权的心腹之患的焦虑所代替。清廷绝对在对俄谈判中，采取必要的缓和措施，将主要矛头针对新军。这些情报，在善于渗透和侦察的新军情报总局的系统侦察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工矿企业才开始起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技术上也非常粗制滥造，需要先进的精细的技术来指导。东北地区的经济非常不好，已经难以支持长期的战争了。
在此等的前提下，栗云龙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