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钟，阿尔贝宛若一声雷霆，落到波尚的门前。仆人按事先得到的吩咐，将莫尔塞夫领进主人的卧室里，波尚正在洗澡。
“怎么样？”阿尔贝问。
“不怎么样，我可怜的朋友，”波尚答道，“我一直在等您。”
“现在我来了。我不会对您说，波尚，我相信您讲义气，够朋友，这件事您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不，我的朋友。况且，您派专人去传话，这就证明。所以，我们不要在开场白上浪费时间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认为，搞这一手的究竟是什么人？”
“我马上用两个字告诉您。”
“好的，但在这之前，您该把全部细节告诉我，把这类卑鄙行径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于是，波尚便向这位羞辱和痛苦折磨着的青年开始叙述下面这些事实：
两天前的早晨，另一份报纸（不是《大公报》）刊登了那则消息，这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公众都知道那家报纸是政府的喉舌。波尚见到这条消息时正在用早餐；他也顾不得再用餐了，当即吩咐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路赶往那家报社。尽管波尚的政治态度跟那家报社的总编截然对立，可他俩却是挚友，这种事有时，或者不妨说经常是会有的。
波尚到时，那位总编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报上一篇论甜菜问题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他自己写的。
“啊，真好！”波尚说，“既然您手里拿着报纸，我的朋友，我就不必告诉您我这次拜访的原因了。”
“难道您也关心食糖问题了吗？”那家政府报纸的总编问道。
“不，”波尚回答，“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是个外行，我所关心的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篇关于莫尔塞夫的文章。”
“真的！那不是一件怪事吗？”
“我认为您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很有可能被控为破坏名誉罪。”
“没事；我们收到这份来稿时，还拿到了全部旁证材料，拿得准德·莫尔塞夫伯爵是不敢声辩的；况且，揭露沽名钓誉的家伙的可耻行径，也算是报效国家吧。”
波尚犹如五雷轰顶，“那么，是谁来这样正式地通知您的呢？”他问道，“这件事情是我的报纸先发动的，但由于证据不足，不得不停止刊载，其实对揭露莫尔塞夫先生这件事，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的一个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噢！我的上帝，这很简单，我们没有去追求丑闻，是它自己送上门来的。昨天从雅尼那来了一个人，带来这份怪资料，当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刊载这个指控性的消息时，那个人声称，假如我们拒绝刊登，它就会在另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说真的，波尚，您知道，什么叫做一条有分量的新闻；我们不想失掉它。现在这炮打中了，这炮了不起，震动了全欧洲。”
波尚明白，他只有低头认输，于是便带着失望离开了报馆，派人向莫尔塞夫讲明情况。
波尚之所以不能写信告诉莫尔塞夫我们要讲的如下情节，因为这些事是在派人找到他以后发生的。 贵族院通常集会时，各组活动一向非常平静；而在那一天却沸沸扬扬。每一个人成员几乎都提前到会，互相交头接耳，谈论着即将成为大会中心议题的可悲事件，大众的目光将投向议会团中一位最知名的显要人物。
有些人在细读那则消息，有些人在发表议论，追述附和这种攻击的往事。伯爵与他的同僚们并不融洽。像一切暴发户一样，他以前经常装出一种过分的骄傲以维持他的地位。老贵族嘲笑他；才智之士排斥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地厌恶他。伯爵陷入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似的惨境。一旦被上帝的手指为牺牲品，每一个人便都要攻击他了。
只有德·莫尔塞夫伯爵本人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他没有看到刊载这则有损他名誉的消息的报纸，一早只是写了几封信，试骑了一匹马。
所以他在往常的时间到达议会，仍带着一种骄横的神色和傲慢的态度：他下车，经过走廊，进入议院，并没有注意到听差的迟疑和他同僚的冷淡。
会议在他到达半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伯爵的神态和举止都未改变，——我们已经说过，他对于当日的事情毫不知情，——但在旁人看来，他的态度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显得傲慢不逊；他的出席被视作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以致全体议员都为议院的尊严受到侮辱而深感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礼；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有些人则认为是一种侮辱。
整个议院虽然都急于想开始辩论；但像往常一样，谁都不愿意担起为难的责任。
最后，一个令人尊敬的议员，莫尔塞夫的知名敌人，带着庄严的神色跨上讲台。这表示预期的时间已经到了，议院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莫尔塞夫不知道这个一向并不如此受重视的演讲者会受到这样重视的原因。发言者宣称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报告，要求全场一致注意，伯爵对这一段开场白并未予以特别注意；但他刚提到雅尼那和费尔南上校，德·莫尔塞夫伯爵就神色大变，脸色惨白得使在座的议员们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伯爵一人身上。
精神上的创伤就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绝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的，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