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天空布满阴霾。 殡仪馆的工人在夜间已经执行完了收尸任务。他们把尸体放灵床上，缝进一块裹尸布，这块布就成了属于死者的凄凉的披盖。不管人们在死者面前评说怎样的平等，只有这最后的奢侈，才是他们一生所爱的证明。
这块裹尸布不是别的，是姑娘在十五天前买的一块漂亮的细麻布衣料。
这天晚上，请来收尸的几个人把诺瓦蒂埃从瓦朗蒂娜的房间搬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要他离开他的孩子并没怎么费事。
布索尼神甫一直熬到第二天。天一亮，他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将近上午八点钟，阿夫里尼回来了。他在维尔福去诺瓦蒂埃房间的路上遇见了他，于是他就陪他一起走，顺便了解一下老人睡得如何。
他们发现老人躺在当床用的轮椅里，睡得正香，脸上几乎挂着笑。
这个人惊诧地在门口停住了。
“瞧，”阿夫里尼对维尔福说，“上帝知道如此来抚慰人的悲伤。有谁能说诺瓦蒂埃先生不爱他的孩子？可是他照样睡着了。”
“是的，您说得很对，”维尔福神色惊奇地回答说，“他真的睡着了！这真奇怪，因为以前最轻微的骚扰就会使他整夜睡不着。”
“悲哀使他麻木了。”阿夫里尼回答，他们深思着回到检察官的书房。
“瞧，我不曾睡过，”维尔福朝着德·阿夫里尼指了指那张根本没有碰过的床说，“悲伤并没把我压垮，我已经有两夜没睡了；可是，您倒是瞧瞧我的办公桌呀，这两天两夜，天哪，我不停地在写！……我仔细研究了这份案卷；修改了这份指控贝尼代托行凶杀人的起诉书……哦，工作，工作！我的激情，我的欢乐，我的狂热，是你压垮了我的悲伤的哟！”
说着，他用痉挛的手握住阿夫里尼的手。
“您现在需要我帮忙吗？”阿夫里尼问。
“不，”维尔福说，“请您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到十二点，那——那——噢，天哪！我那可怜的，可怜的孩子！”检察官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他抬起头向上望着呻吟起来。
“您想到客厅里去接待来客吗？”
“不，我的一个堂弟代我担任了这种伤心的职责。我要工作，医生，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忘掉一切悲伤了。”的确，医生一离开书房，维尔福便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在台阶上，德·阿夫里尼遇见了维尔福对他说起的那位亲戚，此人在这个故事里正如在这个家族里同样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是生来要在这个世界上充当供人差遣的角色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很守时，穿着黑衣服，手臂上缠着黑纱，带着一副根据情况需要而随时可以变化的面孔去见他的堂兄。
上午十一点钟，丧车驶进铺着石板的院子圣奥诺雷区上挤满了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对节日有钱人家的丧事就如同节日一样感兴趣，他们像去看一次大出丧同看一位公爵小姐的婚礼一样热烈。
灵堂里渐渐挤满了宾客。人们看到首批到达的是我们的老相识，那就是德布雷、夏多·雷诺和波尚，然后是当时司法界的头面，文学界的名流和军界的要人；因为维尔福先生之所以能在巴黎上流社会独占一席之地，不仅是他的社会地位使然，而且他的个人品位也堪称独树一帜。
他那位堂弟站在门口接待宾客，他无动于衷，并没有像一位父亲，一位兄长，一个爱人那样哀伤或者勉强挤出几滴眼泪。
这使宾客们感到很轻松，那些相识的人便组成了小团体。其中有一个小团体是由德布雷、夏多·雷诺和波尚组成的。
“可怜的姑娘！”德布雷说，像其他来宾一样，他也对这位年轻姑娘的死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可怜的姑娘，这样年轻，这样有钱，这样漂亮！夏多·雷诺，当我们——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呀？三个星期，也许最多一个月以前吧——我们不是在这儿参加那次并没有签订成功的婚约仪式的吗？那时您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吗？”
“的确没想到。”夏多·雷诺说。
“您认识她？”
“在莫尔塞夫太太举行的家庭舞会上，我同她聊过一两次，尽管她有些多愁善感，但我觉得她很可爱。她的继母在哪儿？您知道吗？”
“她去陪伴接待我们的那位可敬的先生的太太去了。”
“您在说什么呀？”
“您说的是谁？”
“就是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一位代理人？”
“噢，不，”波尚说，“我每天注定要见到那些有身份的人，而这个人却陌生得很。”
“这件丧事有没有登报？”
“提了一下，不过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甚至相信德·维尔福先生看了准会不高兴的。那篇文章好像是这么说的，要是这四桩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不是出在检察官先生的府上，而是出在别的地方，检察官先生当然是会更上劲些的。”
“可是，”夏多·雷诺说，“为家母看病的阿夫里尼医生却说维尔福情绪非常沮丧。您在找谁呀，德布雷？”
“我在找基督山伯爵。”德布雷道。
“我的银行家？他的银行家是唐格拉尔，是不是？”夏多·雷诺问德布雷。
“我相信是的，”那秘书带着略微有些尴尬地回答。“但这儿不仅只少基督山一个人，我也没有看见莫雷尔。”
“莫雷尔！他们认识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