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基督山伯爵曾在巴黎上流社会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那么他一定会全方位地估量维尔福先生这次登门拜访的充分价值。
无论执掌朝纲的国王是长房还是仲弟，也无论当政部长是空谈家、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维尔福一向是得宠的红人，就像人们经常评论那些从来没有经受过政治失败、通权达变的人物一样，他在所有人的眼中堪称纵横捭阖、八面玲珑。维尔福先生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却也得到不少人的热心保护，但就是没有人喜欢他。他在司法界名高位显，像阿尔莱阿尔莱（1536—1619）：巴黎高等法院第一位主席，曾对抗吉斯公爵，忠于王朝。或莫莱莫莱（1781—1855）：法国路易·菲利浦当朝时的首相。一样牢牢地掌握着这个权柄。他的客厅在他年轻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还不到十八岁的女儿的操持下，不能不说是全巴黎最严肃的客厅之一：那里保持着对传统的崇拜，对宗教的虔诚。对待世人冷淡的礼貌，对政府的原则忠贞不渝，对一切理论和理论家视若敝履，对观念学派深恶痛绝，这就是维尔福先生标榜的他的公私生活的基本准则。
德·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个法官，而且几乎是个外交家。他谈到旧朝时总是带着恭敬和肃穆的态度，与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使他受到新朝的尊重，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仅当朝的人总是迁就他，有时甚至还要找他咨询。如果他们能够除掉德·维尔福先生的话，或许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但他就像那些敢于违抗君命的封建领主，他也住在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里。这个堡垒，就是他那个检察官的职位，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职位为自己捞到了所有好处，即便他离开此职，那也只是为了竞选议员，以反对派的立场来替代中立的立场。
维尔福先生通常极少出去拜客，也极少回拜。他的妻子代他去拜客，这已是社会上所公认的事了，他们以为法官工作繁重而谅解了他，实际上他却是出于一种傲慢的想法，这正是贵族的本质——的确，他实践了“只要您自以为了不起，别人也就会以为您了不起言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比起希腊人的那句“认识您自己，”实在是更有用，而我们却用那比较省力而更有利的“认识别人”取代了希腊人的这句格言。
对他的朋友，维尔福先生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于他的仇敌，他是一个沉默的死对头，对那些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说，他是法律的化身。傲慢神气，死板的面孔，沉着冷漠或锐利探询的目光，所有这些使这个人巧妙地度过了接连而来的四次革命，在革命中建立和巩固了他升官发财的根基。维尔福先生在法国一向是以最不好奇和最不怕麻烦的人见称的。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那次舞会里，他只到场一刻钟。他从来不去戏院，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场所。 偶尔的，只是这种场合也很少，他会玩玩威斯特牌戏一种扑克牌的游戏。；而那时他必定认真挑选够资格和他一起玩牌的——如大使、大主教、亲王、总统或寡居的公爵夫人之流。现在把车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前的，正是这个人。
跟班去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伏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去的路线。
检察官用他进入法庭时的同样庄严而适度的步伐走了进来；他还是原来那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个代理检察官的延续。
大自然及其规律是始终不渝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对检察官也同样起作用。他本来身体就单薄，现在变得更瘦了，原来的白脸变黄了；他那对深陷的眼睛凹得更深了，他那副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似乎成了他的脸盘的组成部分；除了他那条白领带而外，衣服是全套黑色，唯一不同于这个丧服的颜色是一条从纽孔中伸出来的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就像是用朱笔划出来的一条血印。
基督山虽然极能自制，这时，他在还礼之后，竟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仔细地观察起这位法官来，而对方一向惯于怀疑一切，尤其不相信社会上会有所谓的奇人奇事，所以他也极想看出这位外国贵宾（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个挪一下窝一显身手的大骗子或不法之徒呢，还是位来自圣海的王子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
“先生，”维尔福说道，说话的口吻和法官在演讲的时候一样，好像他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或不愿放弃这种腔调似的，“先生，昨天蒙您大力相助，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命，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表示谢意。所以请允许我今天来履行这个义务，让我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官那严厉的目光里依旧含有他往常那种骄矜的神气。他是以一个首席检察官的语气和单调来说这几句话的，脖子硬挺挺地一动都不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恭维他的人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先生，”伯爵用冷冰冰的语气说，“我能为一个母亲保全她的儿子深感荣幸。常言道，母爱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而降临于我的这个幸运，就免去您再来旅行无疑令我荣耀的另一项义务了，因为我知道，维尔福先生绝不轻易赏赐给我这份厚意的。但不管这份厚意怎样的珍贵，比起我内心的满足，还是相形见绌。”
维尔福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他不禁吃了一惊，就像个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