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虽然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批准了“安纳吉姆”战役，但他对陈纳德提出的那个如同空中楼阁一样的空中作战计划的兴趣，显然大大过了反攻缅甸的地面作战计划。会议期间，他曾对英美的参谋长们说，反攻缅甸固然重要，但这不会对中国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则可以提高他们的抗战信心。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逐岛作战，花费的时间太长，付出的代价太大，必须寻求其他攻击倭国的方法。他认为，增强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可以从中国起飞攻击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且还能攻击倭国本土，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会后，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赴华，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考察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并设法支援陈纳德。
阿诺德并不喜欢陈纳德，他非常了解这个前美国空军上尉的人品。还在中国战区刚刚成立的时候，陈纳德就通过最高统帅夫妇向美国方面游说，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国战区空军的指挥官。阿诺德对此勃然大怒，坚持让比斯尔担任了第1o航空队司令。因此，当最高统帅提出要让陈纳德独立组成一支空军部队时，阿诺德明确地表示反对。他在写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尽管陈纳德作为一个战斗指挥官还不错，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差，因此他的部队不应脱离第1o航空队的管辖而独立。陈纳德的空军部队确实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这支部队疏于管理，纪律松懈，作3放荡，为所欲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陈纳德手下的人，动用飞机从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运少女充当军妓。当事情败露后，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就此事采访陈纳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说：“我那个妓院太让**心，大兵们总得要有女人，我得给他们弄一些干净的。”最后是在史迪威的严厉干预下，陈纳德才关闭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生了从印度偷运和走私黄金的事件。事后查明，该案件与陈纳德有直接关系。这两件事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罗斯福对这些“军纪”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的耳朵里塞满了从其他渠道听来的一些情况。
1942年11月，宋女士到美国访问并治疗她顽固的皮肤病。翌年初，罗斯福夫人邀请她住进了白宫。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不遗余力地向罗斯福及其身边的要员们散布“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最高统帅致电罗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让陈纳德独立组织一支空军部队等“三项要求”，并称赞陈纳德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官，是他可以放心地与之合作的人。
3月，罗斯福的一个远房侄子艾尔索普通过霍普金斯一连给他写了4封信。艾尔索普曾在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担任新闻官，不久前他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的代表。他在给罗斯福的一连串信件中，猛烈地抨击史迪威，说他轻视最高统帅和坚持实行军事改革的做法，只会招来中国人的敌意。他认为，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着国内gcd人的“颠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华盛顿应当允许最高统帅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帮助他们设法“解散中国gcd”。他提出：美国应当给陈纳德以全力支持，并召回史迪威。
罗斯福虽然重视中国战场在战时的作用，但更为重视在战后的中美关系，他要把中国作为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必须紧紧地拉住中国，拉住最高统帅。史迪威的一套办法，虽能推动中国在对日作战上挥更大的作用，但确有触怒最高统帅、损害中美合作的危险；而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既能打击倭国，又能满足最高统帅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轻松的“两全之策”。
3月8日，罗斯福致电最高统帅，同意让陈纳德的驻华空军脱离第第14航空队，并保证尽快向陈纳德提供5oo架作战飞机，至于空运物资也答应提高到每月1万吨。
同一天，罗斯福还写信给马歇尔，对他转交的史迪威的来信提出了严厉指责，并阐述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
罗斯福的信表现了他的一些错误分析和对陈纳德空战计划的过高估价，这与史迪威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罗斯福的这些观点，给史迪威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马歇尔没有改变支持史迪威的立场，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总统的某些具体指示，把信中的部分内容转告了史迪威；随即又马上复信罗斯福，再次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为史迪威作了积极的辩解。
关于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马歇尔避开了罗斯福大加赞赏的最高统帅，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何总长等人。他认为，何总长之流采取的政策是“等待和观望”，其目的是要让同盟国去作战，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就无法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
马歇尔明确指出了陈纳德空战计划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是供应问题，单靠驼峰空运无法满足实行大规模空战的需要，只有收复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才能使这个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第二是如何保护空军的地面机场。如果不提高中国地面部队的战斗力，日军就可以轻松地摧毁这些机场。他举出了浙江的例子，那些准备用来停放轰炸倭国本土的飞机的机场，已经被日军摧毁，至今尚未收复。
在对史迪威的评价问题上，马歇尔指出：“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在许多问题上同最高统帅进行了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