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表上报后不久，徐西邨的报名表退回了西桥中学，退表的理由是政审没有通过。毫无疑问，徐西邨的高考资格被取消了。高校长捏着西邨被退回的报名表，好像捏着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已把一个天赋异禀有着不可限量前程的优秀的后生炸得粉碎，也许还会产生别的冲击波。他叫来余老师，让她去婉转地做西邨的思想工作。余老师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不承认县里的决定。她要去县里为西邨伸张正义。高校长用默认支持了她。
余老师来到县教育局和招生办，负责人拿出一大堆县委发出的简报和写有领导批示的笔迹潦草的报告，其中既有有关徐雪森“右派”的材料，还有一份签着老梁姓名、反映徐西邨“右派”言论的材料。可是，所有这些材料没一份是盖着带有五角星或是党徽的大红公章的正式文件。她去问她父亲，这样的材料能不能算数、能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定性吗？她父亲余副局长摇摇头，让她去请示姚部长。姚部长答复她：据他所知，原西桥乡党委的确有过要把徐雪森定为“右派”的建议，但县委没有给予批复，没有作过任何正式决定，没有下过文件；对徐雪森在高产现场会上的言论，县委个别领导确实当众有过建议定性徐雪森为“右派”的意见，县委也因此成立了专?调查组，但因县委裴书记意外生病而不能视事，作为一级组织的县委至今没有召开会议讨论裴书记的建议，也就没有对徐雪森作出正式决定，暂时还不能把徐雪森定性为“右派”。至于对学生徐西邨，那就更是没影的事了。
余老师听明白了，徐雪森和徐西邨的所谓“右派”问题只是个别人或基层单位的“建议”，从组织原则来说，不能算做正式结论，也就是说，教育局和招生办根据“简报”和个别人的材料把徐雪森、徐西邨擅自定性为“右派”是错误的，是没有根据的。也许他们是怕担风险而遵循了“疑案从有”的准则。可是，他们这么一来，却扼杀了一个人青年学生的未来。“姚部长，既然如此，就请县里给教育局和招生办发个书面通知加以澄清，恢复他们二人的名誉。”姚部长想都没想，说：“县里没有作过任何正式决定，凭什么平白无故发通知？不存在‘澄清’和‘恢复’的问题嚒！”余老师急了，恳切地说：“可是姚部长，没有县里的文件，教育局和招生办却将错就错认定他们是‘右派’了呀！要不您个人出面给他们打个招呼，行不行？算我求您了！”“你这个同志怎么能感情用事嚒！给你说白了吧，我个人对徐雪森是有过好感的，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但是，组织原则就是组织原则，况且，我个人不能代表组织，怎么能拿组织原则做交易呐？这个招呼不能打。”“您不打，徐西邨的高考资格就被取消了，考不了大学啦！”“考不了大学就不革命了？革命就非得要念大学吗？你看我们，还有你爹，有哪个是念过大学的？毛主席都没念过大学，不照样革命吗？小余，别把大学看得那么重！回去告诉徐雪森，我相信他的儿子徐西邨能够正确对待的。”
真叫一个与虎谋皮。余老师失望地忿恨地离开县城回到学校。
见到绷着脸而来的余老师，高校长心头一盏黄豆大火的灯摇曳了一下终于熄灭了。“小余老师，请你千万不要消息马上告诉徐西邨，让他集中精力参加完毕业考试，拿到高中的修业证书吧！作为校长，我也就这点能耐了。”
余老师看到，高校长眼里噙着泪，泪光闪闪。她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孩子，别替他伤心！”高校长像父亲那样抚摸着余老师的肩。“你应该明白，好钢是要经受千锤百炼的。就让徐西邨再经受一次锤炼吧！也许对他的人生有好处。”
话还没有说完，县教育局打来电话，传达了领导的口头指示：徐西邨不能参加毕业考试，不准毕业。高校长惊诧不已，问是为什么，答复是，教育要把“德”放在首位，要讲政治，无产阶级的学校不能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高校长愕然，愤怒，眼里的泪光变成了怒火，颤抖的嘴唇却说不出一个字。他悔恨自己说了大话，更感觉自己是那么无能又无奈。明明白白的校长却不能给优秀的学生颁发修业证书。
余老师反过来劝说高校长。“高校长，您教导的对，不用替徐西邨难过、伤心。是金子到哪里都能发光。我相信，没有毕业证书，不上大学，徐西邨照样能做出非凡的事业来！”
“可是，”高校长平复了自己的心情。“小余老师，金子被泥和砂石埋没覆盖是永远发不出光来的。金子本来就埋在地底下，与泥、砂和石混杂，有人会把泥、砂和石认做金子，也会有人把金子误做泥、砂和石。我们的责任是